這一陣子,大家都到了忍耐的邊緣。
我們大概有四個星期沒有好好聚會了吧。首先是醫師節的連續假期;再來的一星期因評鑑戰情吃緊越區侵犯,蜉蝣被迫暫停一次;11/25是中區月會,我們本來說好了要到福華邊吃自助餐邊等大老們開完會,結果豐盛的晚餐讓我們流連到將近九點,而大老們的會議也沒有更早結束;上星期一方面報告人登義又有重要會議在台北舉行,無法前來,另一方面世明小弟我擺了個大烏龍──在趕來的路程中把登義家的鑰匙弄掉了,忙著循原線一路找回頭,結果剩下的五個只好移師志彬家,我猜他們一定是邊吃鹹酥雞邊抱怨工作太忙。事實上大概從921大地震前後,我們的聚會就有一搭沒一搭的。算算這樣一路鬆散下來,也耗了兩三個月吧。
話說不僅天下大勢合久必分,蜉蝣小事也是鬆久必緊。雖然一方面也覺得,像現在這樣閉著眼睛把時間矇混過去輕輕鬆鬆也不錯,不過對一個有道德良知、有反省能力的團體來說(咳!咳!),我們也不約而同的浮現這樣的疑問:我 們 的 蜉 蝣 到 底 怎 麼 了 ?
疑問是相同的,其他的可就不一定。以下是我所認為的,幾個存在於我們團體中的爭論焦點:許多人都注意到,我們團體定了很多規定,也經常定規定,但這種種規定每每因為無法執行而形同具文。(具體例子像是請假要事先申請,且需經過團體同意;遲到要罰錢等,由於所謂「不可抗力因素」的認定標準不明,除了規定剛出爐的一兩個星期外,執行相當困難。)有的人認為我們以前的規則不夠嚴謹,所以必須重新討論如何定得更清楚、執行更嚴格;有的人卻認為那表示了團體存在著某種共謀的阻抗,既然如此,那麼光是表面上的規定是沒有用的。如何選擇,就牽連出下一個爭論焦點:團體走向的考量。
我們一直都將自己定位為學習團體:每次會有人負責報告一個主題,雖然對於主題的範圍、報告內容的多寡向來是各憑良心,不加限制。然而對於很多人採取看電影或錄影帶的方式,成員開始出現批評的聲音,認為這樣看不出報告人的用心。有人則提出更「基進」的疑問:我們真的必須是這種「剛性」的學習團體嗎?每個人有興趣的範圍如此不同(佛學、神學、女性主義、文學、哲學、電影、精神分析、社會學、星相心理學…..),通常的狀況,除了報告者之外沒有人能對內容能提出足夠深入的評論或進一步探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否乾脆訂出一個明確的共同學習的領域?否則的話,是否我們可以更有彈性,甚至期待團體過程中有更多的個人互動;只是不管有沒有明確議題,是不是個人互動,都必須比目前更為深入,對成員真誠的要求程度也更高。(聽起來似乎更難了?)當然,我們既是由「人」所組成的團體,這些意見的爭論也不會純粹只是表面上的議題之爭,也存在微妙的動力因素影響。只是這些團體內部的微妙關係,不僅不適合在網路上公開討論;身為成員,也只能祈禱著,大家都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並且有足夠的智慧來處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