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7 期

事實上，自願或非自願地，故事中的角色慢慢地多多少少都默認了大衛的作為，這可能還包括了那完全無辜的烏利亞，拔示芭的丈夫。大衛絕無緣由地將他在和亞捫人的戰役之中召回來，然後，說服他回去和妻子睡覺，希望他能因此誤認孩子是他的，但是烏利亞拒絕聽命，讀者們永遠也不知道烏利亞是否知情，或許作者認為我們應該會認為他知道。「拿單的比喻是這夭折孩子事件的序幕，也是故事中僅有的一次，提到上帝的介入。在當時代的文化裏面，病死一般認為是上帝或神明直接的懲處，但是在這一事件上卻沒有絲毫教化的作用，因為那受苦的人是整個故事裏面最無可指責的人。然而，依故事的說法，孩子的死是為了要懲罰大衛的罪。在拿單保證大衛會得到赦免以後，我們預期說，事情會告一段落，孩子的死已經提供了大衛的罪必要的補償。但是作者並沒有如此天真，在拿單的話語裏面上帝並不是直接向我們說話，上帝只是故事裏面的一個角色，而他的話並沒有說出全部的真相。在接下去發生的事件裏面，我們看到大衛的罪並不是那麼容易便消失了，罪有了自己的生命和發展，接下去的故事雖然大衛並沒有直接的責任，但是卻也不能說，和他的個性完全沒有關連。他的兒子暗嫩強暴了自己的妹妹塔瑪，。當然大衛不需為這一件事負責，然而在什麼樣的家庭會發生這樣的事？大衛的另外一個孩子押沙龍為報復這強暴事件而殺死了暗嫩，押沙龍能彌補塔瑪的，只是當時代社會對於未婚遭強暴的女子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他家裏替她安排了一個永久的居所，看不到尊嚴也沒有未來。然而隨後押沙龍反叛大衛，接著在叛變事件中喪生了。正如作者說的，到了「所羅門完全鞏固了他的王國」（列王記上譯者：柯毅文（三）人本心理學十九世紀末時，德國的新康德主義的西南學派提出「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的區別：自然科學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求取一般法則，以說明物質現象的因果關係。文化科學則是用個別化的方法保持與價值的聯繫，以描述人文事實的獨特性與個別性。然後，狄爾泰做出「說明心理學」與「描述心理學」的區別：說明心理學是用物理學的假說和定量形式，來說明各種心理感覺因素的因果關係。描述心理學則是用人文學的內省分析和歷史方法，來描述意識體驗和人性知情意整體的關係。

此外，歐陸稍後興起一股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潮，對於人的困境（有限性、罪疚、疏離、絕望和死亡）進行一種深刻的自我詢問，考察人類在面臨各種危機情境時的抉擇動機，並建立一股從空無中站出來追問存在意義的勇氣，使自己的主體性在與他者和無限者的交會關係中，能創造出本然真實的意義聯繫。

二十世紀中期興起的美國人文心理學便是吸收了描述心理學的方法論，從「意識經驗作為一個整體」的觀點出發，來了解人格症候群具有一致的動力意義、表現、心理風味和功能目的，並從此人格症候群的功能關係，來反對精神分析把意識經驗化約為基本驅力或防衛機制，也反對行為主義把一切本能驅力化約為生理驅力。人本心理學家在臨床治療經驗中，發現人體除了適應外界刺激和維護內在平衡的傾向外，也有某種自我實現和自我指導的傾向。因此，馬斯洛（ Maslow ）和羅嘉斯（ Rogers ）便以「價值體驗」和「成長潛能」為研究主題，並接納存在主義對於「人性情境」和「主體抉擇能力」的強調，更進而運用結合道家觀點的現象學方法，來強調個體的「自我實現」和「高峰經驗」。

馬斯洛更強調高峰經驗是通往靈性領域的重要關鍵。

（四）超個人心理學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 James ）首先提倡研究宗教經驗的正當性，他認為我們必須研究宗教皈依過程的正反面，才能區別出何者是健全心態的宗教，也才能深入了解聖徒性宗教經驗的各種特徵。容格則是首次把心理治療和宗教救贖結合在一起，並且把目標放在個體化的靈性整合過程，而非聖徒化的道德完美過程。因此，容格（ Jung ）便超越了宗教心理學的範圍，而能建立超個人心理學的雛形。不過，容格比較偏重個體如何從集體潛意識的原型力量那邊，找到個人救贖的意義。也就是說，容格認為西方人應該從本身文化的集體潛意識中找到出路，不該去迷戀東方傳統的超上覺性意識。心理綜合學（ psychosynthesis ）的創始人阿薩鳩里（ Assagioli ）則主張要把集體潛意識和超上意識區別開來，才能進一步把充滿象徵力量的神秘境界和無相的一味境界區別開來。如此一來，阿薩鳩里終於建立了初步整合東西方靈性發現的超個人心理學模型。

二十世紀中期，超個人心理學在美國逐漸得到開展，葛羅夫（ Grof ）也從結合精神分析和迷幻藥的實驗中，肯定超個人經驗跟人格的內在問題和衝突有某種程度的關聯，而不是只有無限的喜樂和平靜。他也發現有些前個人退化的現象其實是超個人發展的的前奏，而不是精神分裂的症狀。因此，他從臨床觀點正式處理「超個人危機」這個議題，以揚棄那些走火入魔或靈體附身的巫術世界觀。塔特（ Tart ）則從認知科學和知覺現象學的角度，研究意識的特殊變更狀態，因此他的研究同時涉及超心理學和超個人心理學。在超個人心理學方面，他特別關心意識的基本狀態如何能經由注意力和覺察力的訓練，進入第四道的記得自己狀態和南傳佛教的內觀狀態。

雖然，超個人心理學已逐漸成形，但它經常會被人們籠統視為神秘主義、超心理學和新時代思想的同義辭。因此，超個人心理學如果要成為穩定的第四勢力，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的典範才行。 ( 待續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一個客體關係典範（續）Frank Summers著陳登義　醫師譯發　　展客體關係觀點認為“依附”是在自主性地引發動機下遠比“驅力”模式要來得更為符合發展上有關的研究資料。研究證據上的三條各別線索支持下列觀點，即嬰兒天生即具有動機要和它的照顧者接觸而不是要釋放緊張能量。首先，似乎嬰兒是設定好去接觸人，而且事先就調適好和照顧者形成一個關係。從實驗研究的發現中顯示新生兒會轉向人聲的來源處，會區分人聲與非人聲，如果聲源與說話者的嘴巴不相配它會有不舒服的反應，另外它對人與非人的客體會有不同的舉止行為（證據反對下列看法，即視嬰兒行為為降低緊張的看法，因為事實上嬰兒從生命的開始幾週即以視線在搜尋物體，甚至會中斷進食為了去看眼前所呈現的物體（從客體關係的觀點來看動機，第二項主要證據來源是對動物的自然史觀察及實驗工作。

Bowlby （ 1969 ）的研究工作也摘要出第三項證據：對孩童的自然史資料顯示他們會依附那些並沒有滿足其生理需求的人物。在集中營裡被帶大的孩童是沒有機會去依附一個正常的成年人，會彼此間形成強烈旳聯繫。一項對蘇格蘭孩童所做的研究顯示大約五分之一孩童會依附那些並未照顧到其生理需求的成年人。更甚者， Bowlby 指出還沒有證據認為小嬰兒是因為成年人能滿足其生物需求才依附他們。 Bowlby （ 1969 ）這麼寫著：“已有的證據強烈支持下述觀點：即人類的依附行為，就如同其它種系動物般，並不需要傳統的食物報酬及溫暖，即能發展出來”（ P.218 ）此項研究工作延伸出如下概念，即對人類的依附是一種自主性的需求。

動物行為學及孩童的研究證據提供客體關係觀點的堅實支持，即：在很早期人類就有依附重要他人的自主性需求，而這樣的依附是長久持續下去的。這些發現符合費爾邦對嬰兒的觀點，他認為嬰兒天生即是尋求客體而非尋求愉悅。根據實驗的資料，嬰兒是之前即調適好去尋求客體接觸，然後和照顧者形成一個互動的同時性。

客體關係的觀點在現有的實驗性資料上又加上下列概念，即人類，作為一象徵性動物，在發展的某個點上會對這些依附賦予意義，然後用它去發展自體（我）意識（a sense of self ）。根據客體關係模式，自體結構是透過早期依附關係的內化而形成，且根據孩童對其早期客體聯結物（ ties ）所賦予的象徵意義而建立。在此意義下，這些早期客體關係不僅會持久下去，而且會界定自體意識並影響之後和他人的關係。

每一個客體關係理論都有一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過程，透過該方式使早期客體接觸乃得以形成自體意識。對費爾邦和甘翠普而言，不帶破壞性的愛的能力以及因為源自害怕客體接觸所帶來破壞性而產生類分裂性退縮的程度等級是關鍵而重要的。對克萊茵及康伯格而言，則攻擊的各種變化以及其和好客體整合是自體形成中最為重要的成份。對溫尼可而言，“環境上的母親”（environmental mother ）其隨時可以提供用以支持自體自然揭現（ natural unfolding ）的背景則是內化好母親的中心要旨，而那好母親才能容許揭現成熟的過程（ maturational process ）。而就寇哈特的看法，原始誇大及理想的逐漸消退，被父母來的滿足及挫敗夾雜混合所養育，而造成自體的結構化形成。每一個客體關係理論都有一不同的概念論及關於自體如何發展以及環境在自體形成時所扮演的角色。人們是不能單就一種客體關係理論做代表來談論，但每一理論觀點卻是根據普遍原則──即自主性所激發對早期重要人物的依附逐漸內化然後形成建構自體的磚塊。

在發展的客體關係觀點中，孩童透過形成客體依附以降低焦慮及痛苦來駕馭人際世界。然而，他們對喪失接觸（的反應）總是較喜歡某種依附，不管它會多麼痛苦。米歇爾（1988 ）曾指出孩童所要的關係形式是根據他們和早期客體為維持接觸的需求而形成的，而這些關係在形成其自體結構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如同已指出的，實驗的證據顯示年幼的類人猿在沒有其它替代對象可用時，即使是只會讓它痛苦的動物，也會依附它（ Bowlby ， 1969 ）；事實上，它們會比其它沒有被虐待的年幼動物更強烈依附。根據客體關係典範，孩童寧要讓其痛苦的依附而不要孤立，為的是迴避被滅絕的焦慮。此一原則是客體關係對下列觀察所做的解說，即孩童與成人總是和具傷害性的人物形成強烈的、有彈力的結合。費爾邦指出弗洛伊德的驅力理論採取“死亡本能”來解釋此現象，這樣的解釋太具推測性而缺乏背後的支持者，即使在古典的傳統下。就客體關係的觀點，孩童在早期和他們的照顧者形成結合，而且和虐待他的成人所形成的結合甚至比和良性的成人的結合更強有力。更甚者，早期關係被內化而形成一自體結構，然後用以對抗所有外來的威脅。對早期負面人物的依附以及其在童年期間的持續性可由對該結合的需求來加以解釋，就如同這樣的依附其對成人生命的影響也是同樣持續般。

如米歇爾（1988 ）所指出，這些內化的客體關係不單純只是被動地印記關係；它們是孩童建構關係的種種方式而他們從中粹取的是根據他們的防衛性和適應性的需求。然而，米歇爾（ 1988 ）把嬰兒這樣的一種被動觀點歸諸於客體關係發展上的停滯（ arrest ）理論是不正確的。溫尼可（ 1963a ， b ）強調甚至是非常年幼的嬰兒在“創造”客體時所具有的“主動積極性”；雖則在一開始這個“客體創造”純粹是幻想式的，在之後的嬰兒期及孩童期，從“過渡性空間”所創造出來的客體在發展上扮演著一個初級重要的角色。類似的，費爾邦強調孩童在人格形成及人格病態上具有“主動性”的“客體尋求”。而寇哈特的觀點本身在對孩童的詮釋上視其為對父母來的同理共感或受創為一被動性的接收者，他確實視孩童為具防衛性的對父母親職上的失敗加以回應。

所有這些理論都考慮到孩童對破壞性環境事件的回應，且建議孩童對環境的建構及回應方式在其心結構的形成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例如：如果父母是會虐待的，那麼孩童可能會太受創傷以致無法把父母內化為具攻擊及施虐性的人，而藉一種防衛性的建構把父母看做是良善的來對抗這樣的內化作用；也就是說，孩童內化了一位具攻擊及施虐性的父母，但在其上卻有一層具防衛性的“良善”父母覆蓋著。每一個如此建構而成的內化作用即是心理結構體系中的一塊磚瓦。此一過程會變得很複雜：用以防衛對抗它者的客體關係單元可能會彼此間互相衝突或和諧，而仍會有其它客體關係單元會被用來做為對這類衝突的對抗。這些客體關係單元的建造形成了獨一無二屬於每位個體自我的結構。

寇哈特（1971 ， 1977 ）比其他任何理論家都強調自體結構的建構是來自孩童的內化包括正常及病態發展的父母其各種面向。寇哈特理論中強調的重點是嬰兒自體是雙極性的，由誇大及理想等兩極所組成，而這兩種都必須透過父母親那裡來的滿足予支持。藉著每次的經驗，使嬰兒放棄掉它某種程度的原始自戀，就會有心理結構的增長。就寇哈特的觀點，情緒發展的關鍵是自體結構的形成。從嬰兒研究中所得的資料支持寇哈特的看法，認為父母的“凝視”是發展的一項重要面向（ Lich-tenberg ， 1983 ； Stern ， 1985 ）。出生時，嬰兒在八英吋的距離看得最清楚，而這距離正是餵乳或奶瓶餵食的距離。更甚者，如果嬰兒無法成功地攫取父母親的凝視，它們會主動地搜尋，如果它們就是找不到，最終它會抽退。因此我們可以視嬰兒為事先設定好和照顧者之間“映射”性互動。這些發現支持發展中映射的重要性，雖然它們並不支持寇哈特強調母親是映射關係的唯一啟動者。寇哈特的看法忽視了下列事實，即嬰兒一開始即為了映射，然後一直主動積極地去尋求它，而不只是需要它而已。費爾邦則把嬰兒概念化為客體搜尋，而米歇爾（ 1988 ）的看法則認為嬰兒是主動搜尋且形成關係，這都由嬰兒研究中所得到的資料來加以支持。（ 待續 ）( 本期蜉蝣論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