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志彬翻譯(第七章-8)如果，內在世界可以漸漸地再度獲得更多安全感，而情緒與內在客體因此可被允許再次更鮮活起來，那麼，重新創造的過程就可以建立起來，希望也可再次獲得。
正如我們所見的，兩套構成憂鬱形勢的感受，其中某些動作形成了這個改變：被害會降低下來，而對失去所愛客體的渴慕會被全然地經驗到。換句話說：仇恨已撤退，而愛被釋放了，被害感受先天上是由仇恨所滋養，而其本身同時也滋養了仇恨。更有甚者，遭內在壞客體所害與監視的感受，帶來了要持續監視它們的需要，這狀況導致某種增強躁狂防衛的依賴。因為截至目前為止，這些防衛主要是被用來對抗被害感受的（而非如此多地被用來對抗對所愛客體的渴望的），所以它們具有非常虐待狂及有力的特質。當被害減少下來，對客體的敵意依賴，伴隨著仇恨，也會減低下來，而且，躁狂防衛會放鬆下來。對失去所愛客體的渴慕，也意味著對它們的依賴，但這是一種可激發修復且保存客體的依賴。這依賴是創造性的，因為它由愛所主宰，然而以被害與仇恨為基礎的依賴，則是貧乏且具破壞力的。
因此，當哀傷經驗達到頂點，而絕望也沸騰時，對客體的愛會傾巢而出，而且，因為畢竟內在與外在的生命都會延續下去，而那失去的所愛客體在內在中獲得了保存，所以，哀悼者會覺得更堅強。在哀悼的這個階段，苦難可以是具有生產力的。我們知道，所有痛苦的經驗，有時候可以激發出昇華，或者引領出某些人相當新的天賦，他們可能會在挫折與困境的壓力下，開始從事繪畫、寫作或其它具生產力的活動。其他人會在不同面向上變得具生產力--更能欣賞人與事，在與他人的關係上更容忍--他們變睿智了。在我的想法裡，如此豐富充實的過程，是經由類似我們剛剛觀察到的哀悼中的那些步驟來獲得的。那也就是說，任何不快樂經驗所造成的痛苦，不管它的本質如何，都與哀悼有些共通之處。它再度活化了嬰兒期憂鬱形勢，而任何遭遇到的與要克服的逆境，都需要類似哀悼的心智工作。
似乎哀悼過程裡的每一進展，都會讓個人與其內在客體的關係加深，並讓他感受到失去它們後，重新獲得它們的快樂（‘
失樂園與再獲得
’
），也會讓他對內在客體的信任與愛增加，因為，這些客體畢竟證明起來是好的，且是有助益的。這與幼小孩童一步一步建立起他與外在客體的關係的方法是類似的，因為他不僅由愉快的經驗中，而且也從克服挫折與不愉快經驗的方法裡，獲得了信任，而且保留了他的好客體（外在與內在的）。當躁狂防衛放鬆下來，而內在生命更新時，隨著內在關係的加深，哀悼工作中的各階段可類比於早期發展中，個人從外在與內在客體上獨立出來的步驟。
再回到A太太這邊來。她觀賞優美房舍所獲得的舒解，是來自於她建立起了某些希望，那就是她能夠讓兒子與父母親重生；她內在與外在世界的生命重新啟動了。這時候，她可以再度做夢，並在潛意識裡開始面對她的失落。現在，她有較強烈的願望想再看到朋友，但一次只能見一位，而且不能太久。不過，這些好多了的感受再度與煩惱交替出現。(在哀悼與嬰兒期發展中，內在安全感並非直接了當地到來，而是如波浪般時進時退的。)舉例來說，A太太與一位朋友散步走過熟悉的街道，嘗試重新建立起舊有的關係。她忽然覺察到街上的人潮似乎要淹沒她，房子很陌生，而陽光像是人造般的不真實。她必需躲進一家安靜的餐館裡。但在那裡她覺得天花板好像要垮下來了，人也都變得模糊不清，她自己的家突然似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安全之地。在精神分析裡，這變得清楚了，那就是，這些人們嚇人的冷漠是反應自她的內在客體的，這些客體在她心智中已經轉變成‘
壞
’
的迫害客體了。而外在世界感覺上像是人造般的不真實，這是因為對內在良善的真實信任已經遠離了。
因為許多哀悼者正與內在的混亂狀態進行抗爭，所以他們只能慢慢地再度與外在世界建立起連結關係；嬰兒因為類似的原因，會先在一些所愛的人的關係上，發展出他對客體世界的信任。無庸置疑地，其它因素也一樣，也就是說，嬰兒客體關係這個漸進式的發展，可以某部份用來說明為什麼他智力發展尚未成熟，但我認為，這也是因為他內在世界的混亂狀態所造成的。（待續）由於熱體的能量輻射問題和實驗所發現的事實，都跟既存的物理理論沒有任何關連。蒲郎克（
Max Planck
）為了解決這道謎題，便以其天才腦筋的跳躍性思考，指出能量不是一般假定的連續波，而是一小包一小包地以光子形式射過來，這就加寬了二元架構的裂縫。愛因斯坦成功地把蒲郎克的理論應用到光電效應上，波爾則把它應用到次原子物理學上。德布洛意（
Louis de Broglie
）運用這些洞見，指出物質和能量都會產生波動，這使得薛丁格（
Erwin Schroedinger
）建構出有不朽價值的量子力學。所有這些幾乎都在短短一代之內完成。
所有這些可畏的洞見終於達成一個不可逃避的毀滅性結論，那就是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它的意涵很廣。回想科學原本是在主體
V.S.
客體和觀察者
V.S.
事件的二元主義架構中進行，並宣稱實在是可客觀測量和驗證的。這種二元主義的研究終於擴展到次原子物理學的世界，科學家也自然地要找出「粒子」的正確位置，並加以測量，而這些粒子也被假定為真實的實在，是構成自然界之終極的和不可化約的事物。
而這裡正是出問題的地方。測量任何事物都需要某種工具或裝備，但是電子輕得很，任何儀器想要測量它時，必然會造成它位置的變動！這可不是技術上的問題，而是宇宙架構的內在問題。這些物理學家已經到達了毀滅二元主義的邊緣，他們證實了過去二元化亂搞宇宙的方式的確會影響宇宙的運作，因此觀察者可與事件分離的前提在此已不適用了。以某些神秘的風格來說，主體和客體有親密的統一性，否定此點的無數理論現在都要蒙羞了。正如物理學家愛丁頓所宣稱未知的某物正在進行我們不知其為何物的工作－那正是我們理論想達成的目標。它不是一個特別有啟發性的理論。我曾在其他地方不過類似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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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的鴿子在網中迴旋哈登（
Haldane
）喃喃說道「宇宙不僅比我們原先預料的還要奇怪，也比我們能夠推想的還要詭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就是以數學方式指出人類完全不能找到宇宙的「終極實在」的精確位置（註七），而它終結了探討實在的古典純二元進路。懷海德宣稱：科學的進展現在已到達一個轉捩點。物理學的穩固基礎已經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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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思想的舊基礎已變得不可取了。時間、空間、物質、材料、以太、電磁、機制、機體、形構、結構、模式和功能等詞都需要重新解釋。當你不知道力學是什麼時，那你在談一個力學解釋時，有何意義呢？（註八）德布洛意在「量子革命」中也扮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指出「當光子鬼鬼祟祟地踏入古典物理學的宏偉殿堂時，卻意外地發現它能撼動整個殿堂的根基。在知識界的歷史上，很少有像這樣子的劇烈變動發生。（註九）」量子革命之所以能引發劇烈的變動，因為它不是攻擊物理學的一兩個結論而已，而是直攻其殿堂的地基－主客對立的二元主義。真實的存在必須是可客觀觀察和測量的，但這些「終極實在」在任何環境下卻無法完全加以觀察或測量，而這至少是一種實在的草率形式。每次這些終極實在移動時，你就試著要測量－這就像把蘋果說成是絕對真理，然後試著向它行屈膝鞠躬禮。就如蘇利文（
Sullivan）所說「我們在觀察自然的過程時，一定會對它造成干擾（註十）」，或如安德瑞（在科學二元主義的「嚴謹架構」崩潰的同時，一位年輕數學家哥岱爾（
Kurt Godel
）正在創作一個最不可思議的理論，那算是一個跟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做個邏輯類比的類型，今日稱之為「不完全論域（
Incompleteness Theorem
）」。這裡頭有一個嚴格的數學宣稱，就是說每一個邏輯系統中，至少要有一個前提是在系統矛盾的情況下，方能證明它。因此，「在一個複雜演繹體系中，不可能建立邏輯一致性，除非其推理原則的內在一貫性能跟系統一樣對問題開放。（註十二）」因此，「客觀的」驗證在邏輯上和物理上都不是實在的標記。如果所有東西都已被證實，你要如何驗明證實者，他也是所有東西的一部份？
也就是說，當宇宙被說成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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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和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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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的狀態時，總是會遺漏某些事物。在這種情況下，宇宙「將會一直忽視某部份。」沒有一個觀察系統可觀察自身處在觀察的狀態。能見不能看到自己見的狀態。每個眼睛都有盲點。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們在所有二元化嘗試的基礎中，只看到：測不準和不完全。物理世界的底部試測不準原理，心理世界的底部是不完全論域－這裡頭有同樣的代溝，同樣在躲避自己的宇宙，同樣「被遺漏的某物」。（我們會在「潛意識」的世代中，看到同樣的原則以心理學方式運作。）當科學開始由主客對立的二元主義出發時，狀況就很糟，到二十世紀頭十年時，它已走到毀滅的邊緣。
而主客對立的認識論二元主義是包括在精神物質對立的存有論二元主義之內。這個二元論問題是想要決定什麼東西是組成宇宙的基本「材料」：宇宙是只有物質原子，而意識只是幻覺，存有都可化約為物質粒子的互動，「心智」只是一個物質集團？但是為何會有那個所有「物質」感覺只存在某人心中的論證－那不是宣示物質其實是個理念嗎？從柏拉圖把理念和經驗分開的那一天開始，那一個是「真正地」真實的論戰就一直在開火之中，至今沒有一方有明顯的贏面。
意識真的是物質，或物質真的是意識嗎？觀念論者就是不能容忍人家把意識只看成是一個想像的黏土塊，跟岩石、桌子和灰塵沒什麼兩樣；因此，他們總是抱著這個問題不放：「但是物質的表現存在於何處呢？」當然，答案是物質表現只存在於意識之中，所以結論很明顯：一切物質皆為心理觀念。可是，唯物主義者也不能忍受這一點主張，他們會回問說：「那麼，意識又是從何而來呢？」答案是「意識乃從人類腦部的生理過程中產生。」所以相反的結論也很明顯：一切觀念皆為物質。論戰雙方的說服力都不相上下，因此情緒都很高漲，而最後的結論只能訴諸於個人傾向，這點可參照愛丁頓所講的故事：當強生博士被要求回應「柏克萊主教證明物質不存在，宇宙萬物皆是觀念」的論證時，他回答說「用力拿大石頭丟他的腳，直到他彈回去為止
----『我是如此回辯它。』」他從那種行動中確認到什麼東西並不明顯，但他顯然覺得這樣子很爽。現在科學家也覺得有從這些觀念群退縮的衝動，以便找到可以踢的東西，雖然他應該覺察到拉瑟福（
Rutherford
）留給我們的大石頭幾乎沒有踢的價值。（註十三）這個故事隱射舊科學跟唯物主義者結盟，因為物質塊才能「被踢」，亦即被測量和證實，另一方面沒有科學家能找出任何裝備可以記錄靈性的現象。新量子物理學家並不爭論這一點，他們當然不會發現任何靈性材料，但是重點在於他們也不會發現任何物質材料。有位物理學家這樣說：我們的實體觀念只有在我們不面對它時，才有活力。當我們分析它時，它就開始消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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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固定實體只是另一個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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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了追尋固定的實體，從液態找到原子，從原子找到電子，然後我們就失去它的蹤跡。（註十四）羅素也做出一個簡明的結論：「世界可被稱為物質的、心理的、兩者都是或兩者皆非，這都隨我們的高興；實際上，這些字都沒什麼用處。（註十五）」簡言之，量子物理學把另一個心物二元主義也逼到毀滅的邊緣，而且它就是在那消失的。
但是，我們發現議題的關鍵在於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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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和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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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二元主義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這不只是因為特定一群哲學家的意見造作，也是因為物理學的權威。布羅諾斯基（
Bronowski
）也主張說：「相對性本質上是從哲學分析衍生出來，這個哲學觀點主張事實和觀察者不能單獨存在，兩者會在觀察中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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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觀察者是不可分開的。（註十六）」創立量子力學的薛丁格也直率地指出：主體和客體是一體。它們之間的障礙不是由近年來物理學的實驗所打破，因為這個障礙原本就不存在。（註十七）我們從量子革命的洞見中可引發出許多結論；實際上，這多到大部份的現代哲學家都拿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和薛丁格的量子力學來當他們理論的證據。因此，我們會處理的唯一結論就是這兩位物理學家所提出的論點。海森堡的結論很清楚：我們從一開始捲入自然和人的論戰時，就知道科學在這裡面只扮演一小部份而已，所以主客、靈肉和內外世界的二分法就不適用了，而且會讓我們陷入困境。（註十八）薛丁格也說出他的心聲：「除了放棄二元主義之外，我們幾乎無法避免這些缺點。」「放棄二元主義」正是新物理學所做的事。除了放下主客、波粒、靈肉和心物之間的虛妄分別外，新物理學得愛因斯坦之助，也放棄了時間和空間、能量和物質以及空間和物體的二分主義。波耳就指出說宇宙的建構方式會使真命題的反面是假命題，深奧真理的反面則通常是令一個深奧真理。
我們也將看到這些物理學家在放棄主客對立這個核心的二元主義時，原則上也放棄了所有的二元主義。對他們來說，這場二分對立的戰爭已經結束了。這場兩千五百年的戰役已經把人分成兩個陣營，分別認定身體前後兩種影像之一：「前方派」的人堅信只有前方的影像才是真實的，「後方派」的人則堅持主張事情倒過來才對。這個問題很弔詭，因為每一方都要設計一個理論來解釋對方的存在，所以前方派和後方派都很頭痛要如何解釋對方的存在。為了避免這個矛盾，前方派和後方派都花時間在躲避對方上頭。當兩方路上偶遇時，則用髒話對罵，這就稱為哲學。
前後方對立的問題並不難處理，它也不算是一個假問題，反而我們要說它是不成立的問題。用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的話來說：哲學作品中大部份的命題和問題不是假的，而是不合理的。我們最後都不能給這類問題一個答案，但是能確認它們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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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深層的問題根本都不是問題。（註二十一）請記得薛丁格也說過主客之間的障礙無法被摧毀，因為它一開始並不存在。所以，只要前後方兩派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觀看方式，那主客、心身以及能量物質也是兩種探討實在的方式而已。大家若對這一點不了解，而一意讓相對面彼此對立，以弄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實在－這簡直是迫使人陷入解決不成立問題的長期擾亂狀態，然後為了找不到根本不存在的答案而氣急敗壞。生物物理學家惠特說：因為不成熟的心智無法卸除它的偏見，而無法認識發展過程的實際形式，而被迫在其二元主義的緊身衣中掙扎：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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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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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精神
/物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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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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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單一的真理於是飽受矛盾之害。人不能思考他的宇宙位置，因為他把「世界一分為二」。（註二十一）客體關係與自體心理學：導論（第二版）麥可．克萊爾（Michael St. Clair）著陳登義 醫師譯第十一章 案例研究敘說一、導論：不同的理論會影響到治療師的臨床取徑（白琳達是一位三年半前，白琳達初次被她大學時代就認識的靈性導師轉介來接受治療。原初的誘發意外事件是來自白琳達其女性主管的批判，她是學校的校長。白琳達提到該事件客觀上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卻多少造成強烈的感受——一種很可怕的被背叛及受傷感覺，是遠遠超過該事件的嚴重性。令白琳達對事件的反應如此強烈是該批判讓她覺得是非常個人的一項攻擊，她有種一瞬間的巨大脆弱感，覺得沒有被保護到。
琳達的父親在她四歲時去世，她始終有被他抱著、帶著的一些片斷而幸福的記憶。這些記憶中有些是來自家庭照片上面所看到父親抱著開心在笑的小白琳達。大約四年後母親再嫁，這時白琳達是八歲。在大約多年來白琳達自覺或懷疑自己曾遭性虐待，但害怕和某種低的自我價值感使她無法做任何對感受這方面的探究。隨著她那對自己多少有點長期以來一直覺得不好的感受，如今又發生和校長間所誘發的事件，白琳達乃進入治療裡面來。白琳達並不記得任何有關虐待的一些特定事件，但她有一個普偏的感覺即被繼父相當苦惱著。她的母親必須在晚上工作，而白琳達常被單獨放在公寓中和繼父相處。艾迪常習慣穿著內衣褲走來走去，有時會躺在白琳達的床上，會跟她說他真希望她是他的老婆。白琳達記得在她大約十三、四歲時，繼父有一次正笨拙地在幫助她弄她的奶罩吊帶。白琳達把他推開，他惱怒地說道：“我是妳的父親啊；妳怕什麼？”白琳達的繼父在保險公司上班。當他要整裝上班時，是非常注意細節的，要求要燙好的白襯衫。但在家中他卻邋邋遢遢，常常好發牢騷且不修邊幅。他常常會和白琳達的母親囉囉嗦嗦大聲爭吵，而當他不是“在我週遭徘徊閒蕩”或當母親在家時，常對著白琳達大聲責備或凶狠對待。她母親在家中是一位主宰性的角色。當她母親在家時，繼父就“行為守規矩且萬事白琳達一直是位成績中上的學生，有點保守，上的是教區附設學校，有些朋友但“不是很多”。中學時，白琳達只偶而與男生約會。後來白琳達轉到一所當地的社區學院。此時她並沒有太多的反省或想法，但她覺察到她是不會想讓母親單獨和艾迪住在家裡。在她實習教師及從學院畢業之後，她又回到母校中教書。她繼續住在家裡，只偶而有約會。最後她大約在遇見艾力克的時候搬出家裡。
白琳達大約在遇見艾力克並正要搬出母親和繼父家的同時退出治療。開頭的治療過程讓白琳達對自己、對與人約會以及和艾力克的新關係變得比較有自信。白琳達的退出治療是因為事情似乎進展得蠻順利，而且她為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真正關係”感到很興奮。她這時候也察覺到對進一步探索感受有些害，怕特別是在移情中所出現的性方面的感覺及幻想。
在探索白琳達和艾力克的關係時，治療師發現白琳達有著各種不同的所謂重大關係。她可以點出許多她中學時代的重要女性朋友，她父親的意像以及一般而言和治療師之間非常好的關係。白琳達也是一位有虔誠信仰的人，偶而會和一位年長的女性接受其靈性指導。白琳達感激她所擁有對神的意像，那有點像是對她父親的感覺，是一種充滿巨大的愛、力量和舒適的存在意像。
大體上而言，白琳達是位成功的教師，但她擔心她的工作和未來。她相當受同事們的關心。但成人的世界似乎對白琳達而言不是那麼安全，治療師愈來愈努力地導向幫助她尋找對她好、讓她覺得合適的生命方向和道路──特別是在和艾力克之間關係中所做的決定。
當治療師考慮到他的反移情時，他注意到他很喜歡白琳達，會對這小女孩在他面前所出現的特質做出回應，也非常察覺到他被她拉向一個好父親的角色，一個可以給她指導出一成功生命的父親。透過他臨床工作上的規則輔導及治療，他密切地掌控自己如何把這些類似父親的感覺表現出來，同時試著要白琳達成長起來，作為一位獨立的成年人，能夠賦予自己力量來做出自己的決定。
簡言之，白琳達在她的生命中擁有許多力量及成就。她擁有工作上的成就和照顧她的朋友們所帶來的資源。但仍有許多是她在治療中所需要修通的關鍵課題。當她和治療師在探索她的內在世界時，那內化客體所具有的持續影響力愈來愈清楚，一些重要課題乃必須面對：她對失去父親的感覺、她由於艾迪而來的創傷經驗導致自體有所缺憾的感覺以及由於她對母親的失望及依賴母親的關係在修通時所產生的發展上延遲等等。
初期的治療過程中所處理的是使她和繼父間關係中的虐待質素浮現到意識層面來。該關係，以及她覺得沒有被保護（同時帶著脆弱和憤怒），仍影響著她和異性──在本案例中指的是艾力克──間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艾力克的提出婚約這件事迫使她面對以前那未解決的親密關係課題，以便完成和母親間的分離，同時去發現屬於她自己生命中的道路及親密關係。
結構指的是之前的“被內化了的外在功能”。客體關係理論指的是那形塑關係和行為型態的自體與客體再現。心靈結構是對自體和客體再現其形態（利用客體關係理論這個資源，有些概念化可協助組合白琳達的人格結構。她具有完整但有礙（治療提供病人機會去和一外在客體對話，目的是要發展出他們對其內在客體的進一步察覺。白琳達很明顯地將母親內化為一個完整客體，但有必要去修通那客體關係的好與壞面向並且去面對艾迪具威脅性的虐待所帶來的影響。白琳達得藉由和艾力克間的保持距離來看她是如何把母親和她的距離（在這個新關係中）重新反應出來（白琳達在和她母親（的關係中）出現了一些投射及投射性認同過程中的明證（她是在早年的時期喪失父親的。這樣的前伊底帕斯期喪失有時候讓孩童覺得是懲罰或就好像他們多少該負責任並且該被指責的。然而，這些前伊底帕斯期的課題並不像某些目前生命中所踫到現實活生生課題來得印象深刻。治療師需要幫助她看到有關婚姻的決定是要仰賴心智整合的堅實基礎，並且和那未解決的發展課題妥協。
白琳達在生活世界上的基本功能是好的，諸如顯現在現實感、認知功能以及調節和控制情緒等自我有關的功能上（治療師並未把白琳達的課題概念化為驅力層次上的一項衝突。而是，她基本的動力學和解決並完成她和父母間關係有關；也就是說，她需要解決和母親間的矛盾感覺──包括依賴和憎恨──處理被其理想化的父親的喪失以及來自艾迪的虐待，然後在她發展學的層面上發展出和某人建立起相互滿足關係的能力來。
客體關係理論大部分是人格結構如何發展的理論。或許瑪勒（治療性的環境究竟如何能促進一個正向自體感的繼續成長？柯哈特（以白琳達為例，是可能排除掉由於和艾迪之間關係而產生有害於健康的身心障礙的可能性。她並沒有出現早期被虐及受創的典型症狀（使用“心智疾患診斷統計手冊”（美國精神醫學會，５、治療治療師要察看可能在移情中表達出來的關係型態的任何症候。他和白琳達之間有著良好的關係，有清楚的跡象顯示她喜歡並信任該治療師。此點或可能是她的理想化甚至是從她那生身父親處所具有原始意像而攫取來某些心理能量的證據。移情型態是可能改變的，而她對母親所有的某些無意識的憤怒也可能進入和治療師的關係裡。
治療師必須密切地注意察看他對白琳達所抱的願望。他似乎想要把病人拉向一更高的功能層次去，這在一位以自我功能模式為治療取向的治療師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傾向；自體心理學則容許更多時間去探索那可能要案主這邊有短暫的退化而產生的移情課題。因為要對內在自體課題及自體再現做適度的探索，一定程度的治療性退化是吾人所預期的。可能會有外在時間上的限制，諸如婚禮計畫及決定的期限，但是治療師必須一直和白琳達繼續保持拍合，在她有時向前走有時可能在許多會談時段中需要有所謂的治療性退化。溫尼可（原著：西蒙英譯：詹姆士中譯：黃湘雄校訂：李清發第二部第六章承前一章所述，那麼，夢是一種精神病狀態，有著精神病狀態的一切荒謬、妄想與錯覺。此短期的精神病狀態無疑是無害的，甚至被賦予有用的功能，在本人同意下引進，且由他意志的作為而終止。儘管如此，夢依然是一種精神病狀態，從其中我們學習到，精神生活即使改變到夢這般深度的地步，還是可被還原並復位於常態功能。那麼，由此即認為令人擔心的諸多自發性精神疾患必可屈服於我們的影響，並產生治療效果，此期望是否過於大膽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這樣一個任務的許多前置事項。根據我們的假說，自我的工作是：要迎合因自我的三個——與現實、與原我以及與超我——依存關係所產生的索求，且同時要保存其自有之組織，維持其自有之自治權。當刻討論中的病理狀態，其必要先決條件只能是自我的相對或絕對弱化，致使其工作不可能完成。對自我最嚴厲的索求或許是原我諸多本能要求的抑遏，要做到這點，自我不得不在反傾注上維持鉅額能量的消耗。不過，超我提出的索求也可能變得強而有力且冷酷無情，致使自我在面對其他諸多工作時，如同癱瘓一般。我們可猜想：在此節骨眼出現的經濟衝突中，原我與超我經常連成一氣對付那忙得不可開交的自我，而自我正試著抓牢現實以維持其正常狀態。如果另外的這兩方（原我與超我）變得太強，它們會成功地鬆脫並改變自我的結構狀態，致使自我與現實的固有關係被擾亂甚或被終結。我們已在夢中見到其發生：當自我從周遭世界的現實脫離時，會受內部世界的影響而下滑進入精神病狀態。
我們的治療計劃就是依據這些發現。自我被內在衝突弱化，我們必須助其一臂之力。這處境就像一場內戰必須靠外來盟友的協助來決勝負一樣。精神分析醫師必須在真實周遭世界的基礎上與患者被弱化的自我結盟，一起對抗敵人，即原我本能的索求以及超我良心的索求。雙方達成一項協定，病弱的自我對我們承諾要最徹底的坦誠——也就是說，承諾將其自身知覺所產生的一切材料都交到我們手上；我們向患者保證做到最嚴密的審慎，並讓他可自由運用我們在解釋受無意識影響之材料這方面的經驗。我們的知識將彌補他的無知，並把他精神生活的失土交還給其自我掌控。此一協定構成了分析的情境。
我們在踏出這一步的同時，馬上就會面臨首次失望，那是對過度自信的初步警告。假使患者的自我要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中當個有用的盟友，不管被敵對的勢力逼得多緊，自我都必須要保有相當程度的整合性與某些對現實索求的片斷認識。不過，對精神病患者的自我則無法作此期待；它無法信守這類協定，事實上其幾乎不能進到一個這樣的協定中。很快地，它會將我們與我們給它的協助棄如敝屣，並把我們併入周遭世界，而該部份的周遭世界對它已不再有任何意義。因而我們發現，必須放棄嘗試把我們的治療計劃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的想法——也許永遠放棄，或也許只是目前放棄，直到我們找出某種更適合他們的計劃為止。
然而，另有一群明確地與精神病患者極近似的精神疾患患者——即大量受精神官能症嚴重折磨的人們。其疾病的決定因素與致病機轉想必一樣或至少極為相似，但他們的自我表現得較具抗性且較不混亂。雖然他們有病在身並因此造成不適，其中許多人仍可在真實生活中自立生活，這些精神官能症患者可能顯示自己足以接受我們的協助。我們將把興趣侷限在
這些人
身上，並看看我們能夠用什麼方法來「治療」他們以及能夠「治療」他們到什麼程度。
接著我們與這些精神官能症患者達成協定：一方徹底的坦誠，另一方嚴密的審慎。這看起來好像我們的目標只在做教區神父的工作。但是有重大的差異，因為我們希望從患者聽到的，不只是他已知卻對別人隱瞞的部分；他也將告訴我們他
不
知道的部分。鑒於此目的，對所謂坦誠，我們要為他下更詳細的定義。我們要求患者保證遵守精神分析的
基本法則
，這些法則往後將規範他對我們的作為。他不只要告訴我們他有意以及願意說的，這就像告解一樣會讓他如釋重負。另外，他自身觀察提供的其他每件事情，一切進入他腦海的事，即使他
不同意
說出來，即使這對他似乎是
不重要的
或實際上是
荒謬的
，他都要告訴我們。如果他能成功地遵守這訓示，令自己對自己的批判失去作用，他就會向我們呈現大量的材料——思想、意念、回憶——而這些材料已受無意識影響，其常為無意識的直接衍生物，因而讓我們得以去推想他被潛抑而意識不到的材料，並藉助我們給他的資訊，拓展自我對其無意識的瞭解。
實情與下述的情況相去甚遠：「患者的自我願意安於如此的角色，被動且順從地帶給我們需要的材料，相信且接受我們對這些材料的演繹。」許多其他的事情會發生，其中有些我們已預見，但其餘的則必教我們大吃一驚。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情況：患者並不滿足於從現實的角度視分析師為協助者及顧問（因其投注的辛勞甚而獲得報酬，且樂於擔任諸如某次艱難登山的嚮導角色）。相反地，患者從分析師身上看到來自其童年或過去某個重要人物的再現、化身，從而將確定無疑適用於此原型人物的情感與反應轉移到分析師身上。移情現象這個事實很快便被發現是一個具有料想不到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具有無可替代價值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諸多重大危險的一個來源。這種移情現象是
矛盾的
：它包含對分析師正向的（摯愛的）與負向的（敵意的）態度，分析師通常被用以取代患者雙親之一，即他的父親或母親。只要這態度是正向的，它就會令我們備受尊崇。這態度改變整體的分析情境；它把患者希望健康無病痛的理智目標推到一邊，取而代之以出現取悅分析師並贏取他讚賞與愛的目標，這變成患者合作的真正動力；其脆弱的自我變強壯了；在此影響下，他辦到了原先超出其能力範圍的事；離開他的症狀且表面上似乎已復原——只是為了分析師的緣故。分析師可能會羞愧地自承他當初開始了一項艱難的事務，卻絲毫沒有覺察到其可能掌握的不尋常力量。
此外，移情現象的關係帶來兩個更進一步的助益。如果患者把分析師擺在其父親（或母親）的位置上，患者也會將其超我掌控其自我的力量賦予分析師，因為正如我們所知，他的父母乃是其超我的源頭。現在這個新超我有機會對這精神官能症患者進行某種再教育；此再教育可修正其父母過去教育他時形成的錯誤。不過在這裡必須提出警告以避免誤用此新影響力。不管分析師多想成為別人的導師、典範與偶像，以及多想依他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都不應忘記那並非他在分析關係中的任務；而事實上，設若他允許自己被他的喜好牽著鼻子走，就是對他的任務不忠。一旦分析師這麼做，他就只是重蹈患者父母的覆轍，用他們的影響力蹂躪其小孩的獨立，同時他將只是用一個新的依賴來取代患者的早期依賴。在所有他改善與教育患者的嘗試中，分析師應尊重患者的個體性。他可合法地允許自己發揮多少影響力，將取決於患者身上表現出的發展受抑制之程度。某些精神官能症患者停留在襁褓階段，以至於在精神分析中，他們也只能被當作幼童看待。
移情現象的另一項好處是，患者也會在我們面前以塑像式的清晰來展現他生命故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否則，他只可能給予我們不充足的陳述。他可以說是在我們面前演出這部份，而不是對我們報告。
現在接著看看這情境的另外一面。由於移情現象複製了患者與其父母的關係，它也一併接收該關係中的矛盾。幾乎是無可避免地，有一天他對分析師的正向態度會轉變成負向、敵意的態度，這通常也是過往的重現。他對父親的順從（假設談論的是他父親），投其父親所好而大獻殷勤，乃植根於對父親的愛欲盼望，早晚那種索求也會在移情現象中湧上檯面，並堅持被滿足。在分析的情境中，這種索求只能蒙受挫折。患者與分析師間實際的性關係根本不被考慮，而即使較巧妙的滿足方式，諸如給與優待、親密等，都罕為分析師所認可。這種拒絕被當做轉變的契機；或許患者的童年事物以同樣的方式發生。
在正向移情現象支配下出現的治療成功，容易招來其具有
暗示
性這樣的懷疑。一旦負向的移情現象佔得上風，這些成果會如風中飄絮般被吹走；我們駭然驚見迄今一切心血與努力盡付諸東流。事實上，那些我們可能視為患者永久智識收獲的事物，他對精神分析的瞭解，以及他對精神分析效力的依賴，倏忽幻滅。他的行為舉止像個沒有自己判斷力的小孩，盲目地相信任何他愛的人，不信任一切他感陌生之人。這些移情現象狀態的危險明顯地在於患者誤解其性質，並視之為嶄新的真實經驗而非過往的映像。一旦他（或她）意識到隱藏在正向移情現象身後強烈的愛欲渴求，他會相信他已深陷熱戀中；假使移情現象轉變，那麼他會感到受辱與被漠視，他恨分析師，視之為敵人並準備放棄分析。在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他忘了在治療一開始所立下的協定，此協定變得對共同努力的繼續毫無用處。持續地將患者拉離威脅他的錯覺，並一再地讓他明白，那些他當做是嶄新真實生活的，是過往的一個映像，這是分析師的工作。為避免他將陷入一接觸不到所有明證的狀態，不管愛或敵意，分析師都要小心地不讓其衝到極點；這可藉由在適當時機要他做好這些可能性的準備，同時別忽略它們（愛或敵意）的最初徵兆而辦到。小心翼翼地把移情現象掌握在這些方針上，通常會有豐富的回報。就像我們通常能夠辦到的，如果我們成功地啟迪患者有關移情現象的真正性質，我們將從其阻抗手中擊毀一件強力的武器，並化危機為轉機。因為患者絕不會再次遺忘他以移情現象的形式經驗到的事物；這比起用其他方式獲得的任何事物都更有信服力。
假使患者在移情現象之外
採取行動
而不是回憶的話，這會是我們最不樂見的。合乎我們目的之理想行為，是他應在治療以外儘可能地表現正常，並且只在移情現象中表現其不正常的反應。
我們強化此被弱化之自我的方法以擴展其自身認識作為起點。當然，那並非全部的情節而是第一步。這種認識的失去對自我而言意味著對力量與影響讓步；這是自我正被原我與超我的索求禁錮與拖累的最初實質徵候。於是我們必需提供之協助的第一個部份係屬於我們學派的知性運作並鼓勵患者居中合作。如我們所知，這第一種活動係意圖為另一項更困難的任務鋪路，即使在起始階段，我們也別忽略這任務中的動力學要素。我們從種種來源為我們的研究蒐集材料——從患者暨其自由聯想中所傳達給我們的資訊，從他在其移情現象中所展現的，從我們藉由解釋他的夢而獲得的以及從他在語誤或誤引行為中洩露的。所有這些材料幫助我們建構出曾發生在他身上而已被他遺忘，以及目前正發生在他身上而他不瞭解的事。但我們總是有辦法從這一切中嚴格地區分出
我們的
與
他的
認識，我們避免馬上告訴他那些我們常在早期階段就已發現的事，並避免把我們認為已發現的全部都告訴他。當我們需要向他告知我們建構的某一認識時，要小心從事，且要等待對我們似乎是最佳的時機——這並非總是好下決定。通常我們會拖延，直到他自己接近到幾乎只差臨門一腳時，才告訴他某個推斷或解釋，這臨門一腳事實上是決定性的整合。設若我們換另一種方式進行，在他為此做好準備前，用我們的解釋淹沒他，那麼我們的資訊要不是一點效用也沒有，就是會引起
阻抗
猛烈的騷動，這使得我們工作的進展更加困難，或甚至可能威脅到它而完全終止。不過，如果我們已妥善準備好一切，常發生的情況是：患者會立刻肯定我們的推斷並自行記起他早已遺忘的內在及外在事件。此推斷與已被遺忘事物的細節符合得越貼切，他就越容易贊同此外推斷，而關於那個特殊主題，
我們的
認識也將因而變成
他的
認識。
提到阻抗，便觸及我們工作第二個且更重要的部分。我們已得知自我會保護自己對抗來自無意識諸多不受歡迎要素的侵入，並藉由反傾注來潛抑原我。而如果自我要正常地運作，反傾注必須保持完整。自我越感到壓力強大，它就會更死命地抓住這些反傾注不放（彷彿是驚駭地），其目的在保護遺留給自己的部份免於遭受進一步的侵入，但這種防禦性目的絕對跟我們治療的目標不會一致。相反地，我們要的是：在確信我們協助的壯膽之下，自我將敢於採取攻勢去再次征服它已失去的。就是在這裡，我們得知這些反傾注的力量以阻抗的形式對付我們的工作。自我驚駭地從這些看似危險且有不悅之虞的治療任務抽身；必須要持續給予鼓勵與安撫，它才不會令我們挫敗。此阻抗持續貫穿整個治療，而且會在每項新工作中更新，謂之——不很正確地——
歸因於潛抑的阻抗
。我們會發現這並不是我們唯一面臨的。注意到在此情況下，朋黨區隔被某種程度地反轉是有趣的：自我力抗我們的煽動，而原本是我們對手的無意識卻反過來幫忙我們，因為無意識有自然的「上升驅力」，且一心一意只想往前越過其固有疆界而進入自我，因而進入意識。如果我們達到目的並能誘使自我克服其阻抗，由此發展出來的奮鬥，便可在我們的指導下，藉由我們的協助，安然地度過。其結果則無關緊要：不論這會使自我經一番重新審視後，接受迄今一直拒斥的本能索求；或是自我會再一次將之摒棄，這一回終究是拍板定案了。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都解除了一個永久的危險，自我的領域得以擴展，且無需再不經濟地浪擲能量。
克服阻抗是我們工作中最花時間與心力的部份。不過這麼做是值得的，因為它為自我帶來有益的改變。此改變會獨立於移情現象的結局而維持下去，並在生活中發揮效用。我們同時也費心地排除了在無意識影響下所帶來的自我扭曲；因為每當我們能看穿任何它（無意識）在自我內的諸多衍生物時，我們都會指出其非法的起源並教唆自我將之丟棄。要記得任何這類源於無意識成分之侵入所致的扭曲，都不應逾越某種限度，這點乃是我們援助協定的必要先決條件之一。
我們的工作進展得越深入，且我們對精神官能症患者的精神生活之洞見穿透得越深刻，有兩個新的因素就越清楚地引起我們注意。作為阻抗的來源，它們贏得最密切的注意。患者對此二者完全一無所知，在我們立下協定時亦無法將其列入考慮；且它們也均非來自患者的自我。或許可用「生病或受苦的需要」這個名稱予以概括。雖說在其他方面有類似的性質，它們卻有不同的來源。其中的第一個因素是罪惡感或罪惡意識，雖是這麼說，患者卻感覺不到也意識不到它。很明顯地，這部份的阻抗係由一已變得特別嚴格與冷酷的超我所引起，患者必須生病且不能好轉，因為他不配受更好的處遇。此阻抗不實際干擾我們的理智運作，但卻讓它不能運作；事實上，它經常允許我們移除某種形式的精神官能性受苦，但隨即準備好運用另一種精神官能症性受苦，或也許用某種身體疾患，來取代它。罪惡感也解釋了下述現象，即在真正的不幸後，我們偶爾會觀察到嚴重精神官能症的痊癒或改善：重要的是患者應該不幸——至於是用什麼方式則一點也不重要。這種人忍受其苦命之無怨無悔尤為明顯，卻也發人深省。要擊退此阻抗，我們不得不約束自己，只讓它能被意識到，並試圖造成敵對超我的緩慢崩毀。
要表述另一阻抗的存在比較不容易，我們對抗它的方法則特別不充足。有些精神官能症患者，從他們的一切反應來判斷，其自身保存的本能事實上已經被逆轉了。除自身傷害與自身破壞外，他們似乎沒有標的。也有可能在實際上最後自殺身亡的那些人屬於這一群。我們假定在這種人身上發生本能的大規模解體，並因此釋放出過量朝向內部的破壞本能。這一類的患者無法忍受透過我們的治療而復原，並且會竭盡所能與之對抗。不過我們必須招認，這是一種我們仍未能成功地完全解釋的情況。
讓我們再看一看在提供協助給患者之精神官能性自我的嘗試上，我們已達成的處境。那個自我不再能夠完成周遭世界（包括人類社會）交待給它的任務，並非所有它的經驗都可由其支配，其記憶貯藏的一大部分早已逃開。它的活動受到來自超我諸多嚴格禁令的抑制，其能量徒勞無功地耗費於嘗試擋開原我的索求。除此之外，由於遭到原我不斷的侵入，其結構狀態受損，它不再能進行任何固有的整合，它被彼此對立的驅力、被未化解的衝突以及被未解決的疑懼所拉扯。一開始，我們要患者那因而被弱化的自我參與解釋的純粹理智運思，其目的在暫時地填補其精神資產中的缺口，並要它將其超我的權威轉移給我們；我們鼓勵它起而向原我做出的每一個別索求奮鬥，並克服隨之相應而生的諸多阻抗。與此同時，我們藉由發現來自無意識強行進入的材料與驅力，回復自我的秩序，並藉由回溯其起源而使它們接受公開的評判。我們提供給患者許多不同的功能，如充當某個權威與其父母的替代品，作為一個導師與教育者；身為分析師，如果我們提昇其自我內的精神歷程至正常水平，把已成為無意識的與被潛抑的材料轉變成前意識的材料，並因而再次將此材料歸還給自我持有的話，我們便已為他盡了全力。在患者這邊，有幾個對我們有利的理性因素，諸如動機在於其受苦之對復原的需要，還有我們可能喚起他對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證在理智上的興趣；但更強而有力的則是他在面對我們時的正向移情現象。另一方面，與我們對抗的則是負向移情現象、源於潛抑之自我的阻抗（也就是說，因必需承擔加諸己身的艱鉅任務而生之不悅）、起因於它與超我之關係的罪惡感，以及源於本能在經濟性重大改變之想生病的需要。最後這兩個因素所佔的份量決定了到底要將這個個案視為是輕微的還是嚴重的。除了這些之外，一些其他因素可能被看出其具有有利的或不利的意義。某種精神慣性——即性原能的怠惰——對其固著不願放棄，並不受我們歡迎；患者昇華其本能的能力、超越本能原始生活的能力、還有諸多理智功能的相對力量，都扮演重大的角色。
我們不會失望，相反地，如果我們達成底下這個結論：即我們所投入的這項奮鬥，其最終結果端視
量變
關係而定——即取決於和同我們相抗衡的諸多力之能量總和相較，我們能夠從患者身上動員到之對我們有利的能量配額，我們將發現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裡上帝又一次站在軍力佔優勢的一方。我們並非都能成功獲勝，這是真的。但至少我們通常可以看出我們為什麼沒贏。只是出於治療上午的效益才陪著我們討論的那些人，在我們如此承認後大概會輕蔑地掉頭離去，但在此我們和治療有關的就只在於其進行乃是以心理學的方法；且就目前而言我們別無他法。未來可能讓我們學會利用諸多特殊化學物質對能量的數量與其在精神機制內的分佈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可能仍存在另一些我們連作夢都想不到的治療可能性，但目前我們可掌握的，除了精神分析的技術外沒有更好的。正因為此緣故，儘管有其限制，我們也不應瞧不起它。
(本期蜉蝣論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