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期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 – 鏡 面 與 水 銀Zoe 1998.06.16督導的情境常常是很擁擠的！

每當我在固定的時刻裡走進那樣的一個小房間時，常會緊張地喘不過氣來，因為人實在是太多了！縱然現身的只有我與他。

坐在熟悉的位子上，我與督導者的距離常常只有數步之遠；但橫亙在我眼前的，有我一直不想面對、卻總擺脫不掉的我的過去和我的現在；還有我一直無法看見、卻總忍不住揣測的督導者的過去和他的現在。

然而，最大的鴻溝，卻是督導情境中可能發生的現在，與不可預知的未來！

在我的訓練過程中，有過不只一位的督導者，有的像鏡面，有的如水銀。

像鏡面的督導者，常讓我在偷窺對方時，不小心看到自己；想攻擊對方時，卻傷痕累累；而這種無法滿足的欲望反覆累積、形成一股強大的張力，不斷的拉扯著我，在我試圖靠近對方時，卻不由自主的貼近自己！

而如水銀的督導者，在鏡面的掩飾下，流動的能量閃耀金屬的光彩，形成一股不可抗人的誘惑、誘惑我接近與破壞的欲望；然後在重複顛覆對方的過程中，瞭解自己潛藏許久、權力鬥爭的本能及嗜血的天性！

像鏡面的督導者，常需如一堵牆般的矗立著，不能言語，所有的力氣都拿來維持相同的面具藉以隱藏自己，基本上是辛苦而悲哀的；雖然同時也享有抽離現實、站在高處；接受各式全知全能、幻想投射的幸福與安全！

而如水銀的督導者，選擇以真實的自己與我面對面、體會存在的幸福感；在我不斷的挑釁下、能輕易的閃躲與成功的回擊，享受我一臉挫敗後的全能；卻也同時承受了許多我對他人苦無發洩、轉而投射在他身上的攻擊與憤怒。

能夠擁有如鏡面與水銀般的督導者，我彷彿遊走與天上和人間，享有同時隸屬二邊莫大的幸福，但也體會到『站在哪兒也不是』莫大的悲哀。在幸福與悲哀相互的擠壓下，猶如圍成一個繭，層層地禁錮住我，動彈不得。

但也等候著我，破繭而出！

註 1 ：凌晨一點了，我仍努力的想完成這篇文章，以符合蜉蝣給我的框框；

因為再不準時交，我就要被罰 500 元了！

很現實的因素，卻是我最大的動力；

藉此，向世人宣告我的確是以蜉蝣的姿態卑微的活著！

註 2 ：凌晨一點了，發現耗了一個晚上，不過是在玩文字遊戲罷了。

該是對自己誠實的時候了吧！

其實，所有的咬文嚼字，都是同一句話：謝謝那些曾經督導過我的人！

也謝謝那些曾經出現在我生命、構築我被督導軌跡的人！

第 五 章 壓 力 、 創 傷 和 身 體◎引言人：丹尼爾 · 布朗（ Daniel Brown ）在二十世紀末年時，「壓力」已經是我們生活中經常提到的用語。不過，它的意思有時候很含糊。專業上來說，壓力反應是對威脅性情境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應，這會激發攻擊或逃離的反應機制（ fight-or-flight mechanism ），使身體的荷爾蒙分泌量激增，以動員身體的應急資源（ emergency resource），來面對挑戰。很不幸的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情境一直在催化動這種壓力反應。當我們陷入既無法攻擊也無法逃離的情況時，就會造成血壓和肌肉緊張的慢性升高、惱怒、焦慮和憂鬱，也會抑制了免疫系統的防衛功能。

丹尼爾 · 布朗 探討了壓力如何引發某些特定疾病的過程。他在此採用了行為醫學的觀點，這種醫學的新分支應用了生物回饋、冥想和催眠等行為方法，以治療慢性疾病，並推廣一些預防疾病的行為方式。布朗也討論了疾病的內在和外在的致病因素；他也解釋了壓力會如何影響到神經系統的運作，並且描述了慢性壓力對身體造成的累積性效果。

要應付壓力的話，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採用。有些應付壓力的方式會引發出更大的問題，像藥物濫用就是；其他像生物回饋和冥想的方式，則可以提升身體的復原能力，並增進身體的健康。我們實在是沒必要讓生活壓力和生活困擾，來完全決定我們身體和心智的反應模式。

巨大壓力所能造成的最嚴重結果，也許就是精神創傷後壓力失調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縮寫為 PTSD ）。這種心理失調症往往是在經歷過極度創傷事件的人們身上發展出來，這些事件好比是酷刑伺候、性虐待、武裝戰鬥，或是像車禍、颶風等具生命威脅性的事件。失調的症狀則包含了創傷事件的反覆閃現、夢魘、飲食失調、焦慮、疲累和社交性畏縮。創傷後壓力失調症患者的壓力反應往往會過度活躍，而讓自律神經系統對於一般良好的情境，也產生強烈的亢奮反應。達賴喇嘛也指出有些受到中共迫害的西藏難民和喇嘛，因為平日禪修訓練的工夫到家，適應創傷事件的能力也就超強，即使是受到最悲慘的不人道待遇，也沒有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症狀出現。

丹尼爾 · 布朗：行為醫學結合了心理學和醫學的智慧，好去瞭解疾病要如何去評估、診斷、治療，特別是疾病的預防和復健工作。它也多少有成功地應用在不同領域之中，特別是心理生理失調症（ 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s ）的治療，如頭痛、慢性疼痛、高血壓和氣喘。第二個領域是使用這些方法來處理有健康風險的行為，如抽煙、不健康的睡眠習慣或飲食習慣，這些一般人常有的行為習慣會以負面的方式，來影響他或她個人的健康。

行為醫學的第三個領域則是在於瞭解人類如何適應像糖尿病或腎臟病這一類的慢性疾病。譬如說，糖尿病患者即使是在知道治療可以奏效的情況下，仍然不遵照醫師的藥方指示，而去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也不去察看他們的血糖水平，或是忽略了注射胰島素的時間表。所以，科學家開始研究遵守醫囑（ compliance）的各方面議題，因為這屬於患者對慢性疾病的適應能力部分。

第四個領域很具衝突性：這些方法要用來預防和治療與免疫系統相關的疾病，如癌症、愛滋病和自體免疫疾病。這個領域還沒有什麼進展。第五個治療領域則是傳統所謂的身心醫學：心智和身體的關聯性、使用行為方法來治療焦慮引發的身體症狀，如氣喘發作即是。

最後，行為醫學也應用在所謂的健康增進（ wellness enhancement ）領域上頭。這就不是在治療疾病，而是藉由達到最佳健康狀態的方法，來在第一線上預防疾病的發生。

疾 病 ： 病 因 和 病 情 的 保 持在行為醫學中，首先著重去瞭解我們是如何去看待疾病和疾病的發展。在我們的診所中，我們從兩種層面來看疾病：首先是去衡量病因，然後是去考量讓病情持續下去的各種因素。疾病的原因也許是生物學的，或者是跟壓力有關的，也或許是兩者都有。生物學的因素包括了基因的遺傳傾向，譬如說是自體免疫的疾病和某些癌症。其他致病因素則是個人早期生活所發生的事物。比如說，早期的營養模式會影響到生活後期的體重。有時候，早期的感染會造成組織的損害；嬰兒一歲時的肺炎可能會造成肺部組織容易過敏，因而導致日後氣喘的發作。有時候，人們會對某些藥物過敏。有些人則是對氣喘過敏，因為氣喘是由後天習得的過敏而來。有時候，有些人的傷害會有持久的效果，這就會有助於日後疾病的發展。讓人有發展疾病傾向的生物原因，實在是有太多案例可說了其次，讓我們來看病症保存下去的因素，因為研究已經很明顯地揭示出讓疾病留存一段時間的因素，也許跟原來的致病因素有所不同。既然有可能對免疫系統的反應進行制約或訓練，那就表示氣喘也不例外：人可以把氣喘發作當成是學習得來的反應。預期性的焦慮則是另一個保存病情的因素。譬如說，有些氣喘患者會隨時擔心氣喘就要來了。這個擔心會影響到自律神經，然後再影響到肺部組織最後就造成氣喘發作。某些治療方法的過度濫用也是另一個因素，特別是讓氣喘發作暫時抒解的噴霧劑，反而會讓肺部組織更容易受到發炎物質的侵害，而造成日後氣喘的發作。這種治療方式會讓病症揮之不去，而不是把疾病消除掉。

這些保存病症的因素與致病原因不同；疾病有自己的生活，並且變成一種情結。能夠同時治療病因和保存病狀的條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我們要來看看疾病如何發展成一種情結。

壓 力 和 自 律 神 經 系 統行為科學家已經把研究焦點放在壓力和疾病發展的關係上面，以及對自律神經系統的瞭解上頭。自律神經系統控制了像肌肉緊張和心率這一類的功能。

它能操縱血管內壁肌肉的擴張和收縮，因此能重新導引身體不同時候的血流量，也因此能控制住血管運動的反應。當你在消化早餐所吃的食物時，胃部的血管就會擴張，好讓更多血液能流向那個區域。當你在進行一些很費力氣的思考時，如閱讀就是，頭部的血管就會擴張。當你很放鬆時，皮膚的微血管就會擴張，好讓更多血液流經皮膚。

自律神經系統也是一種應急的防衛系統。防衛反應有一個側面就是古典的攻擊或逃離的反應。當有機體受到威脅時，通常會有亢奮現象產生，肌肉緊張度也會增加，以讓人準備上前打鬥或逃跑，而能保護自己。心跳速度也會增加，皮膚血管則會收縮。血液重新被導回肌肉，和大腦，以使有機體能夠更加警覺，隨時準備好行動。我們可以在動物和人受到威脅的時刻中，看出一種典型的攻擊或逃離反應，但是人類自律神經的亢奮比較精緻複雜。我們也可以看到白天活動時，自律神經比較不緊張。舉例來說，當我們心理專注準備去行動時，心率會增加，皮膚血管會緊縮，肌肉活動力也會增強。任何有關行動的準備或預備都會伴隨有肌肉緊張水平和血流量變化的自動活躍。當我們在世界中游走、思索和交往時，不管是重量級攻擊或逃離反應，或是輕量級的警覺和預備的實行活躍，都可說是自律神經系統的側面之一。這些反應雖然說是自律的，但是我們知道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可透過行為療法來學習用意志控制他們。

另一個受自律神經控制的應急防衛是呆住不動的預期反應，這在動物中也可看到這種現象。有時候，當動物被一個掠食動物嚇到時，它們會變得靜悄悄的，並且細心觀察四周圍的環境。在這個案例中，心率減低了，跟攻擊或逃離反應正好相反。我們也看到肌肉緊張度降低了，皮膚血管也收縮了。這種反應的輕量級版本則發生在我們深深專注於外界資訊時。在我們任何一天的日常功能中，我們以專注的方式經歷過這種吸收外界資訊的時段，我們也經歷過預期一種反應的時段。自律神經系統在生理上動員了身體資源，來同時讓自身在世界中進入準備期和涉入期。

任何一種對我們有壓力的情境，都會造成自律神經系統的反應。當我們遇到壓力事件時，自律神經的活躍會造成心跳、血流量和肌肉的基準功能的變化。那麼，當刺激停止時，自律神經系統也歇息了。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它又再次回到基準線。當我們每一次遇到新情境或壓力事件時，都會有這種活躍、歇息和回到基準線的模式。

壓 力 的 工 具當我們遇到一系列有壓力的事件時，我們會持續一段亢奮的高水平，而沒有休息。這雖然能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最終會造成耗竭，使你被迫得休息一番。慢性壓力的情境會造成自律神經運作的不規律或不平衡，使得小小的刺激就能引發大大的神經活躍。自律神經系統的細胞也變得過度活躍，只須些微的喚醒，就能有回應產生。我們開始看到肌肉張力的不規律和血流量模式中的不平衡。這有助於氣喘、某些類型的頭痛、激燥性腸胃症和非感染性的疼痛和腹瀉等疾病的發展。

即使是不同種類的壓力，也都能造成這些變化。關於我們所謂的生活改變壓力（ life-change stress ），也累積了一大堆的研究報告。有研究員發現那些在短期內歷經生活重大改變的人，像是親友死亡的失落感、開始經營一個新關係、關係破裂、突然有大筆錢進帳、突然失去一大筆錢、法律問題、買房子等現象，都會在次年以後造成疾病發作的可能性激增。

人們喜歡生活有慣例，慣例在某種程度上是健康的。太多急速的改變會增加生病的可能性。生活改變壓力的研究可以說是西方對壓力的第一個研究，但是大多數的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都沒有經歷過這些很極端的改變。可是，我們都經歷過其他種類的壓力，我們身心每天都會有一些小掙扎－忙著找遺失物品、有太多事要座、有太多電話要打、交通堵塞、有太多差事要辦，所有這些小事情都會日積月累起來。有位詩人曾經說過使人瘋狂的不是像有人死亡之類的生活大改變，而是在沒多少時間時鞋帶卻斷了。每一次你擔憂某事時，這都會造成自律神經系統的活躍。如果我們沒有脫離的方法，好回到休息的基準線，然後壓力就會堆積起來，使得人類的器官都處在高度亢奮的狀態中。過一陣子後，這就會造成健康問題了。

其他壓力源是環境性的：身體受寒、污染、噪音、電磁污染。甚至連做動作、搭飛機這些事情都會有壓力。社會壓力也能從城市環境中形成，像過度擁擠或太多疏離，和彼此鬥爭。生活壓力也有很多種：不健康的飲食和營養，以及抽煙、飲酒、喝咖啡和藥癮。太多截止日期的時間壓力也能夠對人構成壓力，運動過多或過少也可對人構成壓力。有規律慣例的人通常比有可變通慣例或不確定時間表的人，壓力會少一點。像護士每天要輪不同的班，或是消防員從來不知道何時要動身去救火。

大家開始瞭解壓力本身不是問題，壓力只是一個事件的發生。有些人可以在客觀上來講壓力很大的情境中，卻表現出很少的生物反應。有些人則是在大部份人都不感到有生物壓力的情境中，產生自發性的活躍。我們要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它不只是事件本身而已，它是心智如何去解釋那個事件，又如何去應付這些壓力。

有兩種應付方式：健全的和不那麼健全的。健全的應付案例是採取解決問題的主動取向；或採取一個對問題的不同觀點，使它也不再成為一個問題。另一種健全應付的方法包含了跟別人討論或接觸，以處理壓力情境中浮現的情緒。

不健全的應付方式包含了壓抑或否認問題、希望問題憑空消逝或幻想一個較快樂的狀態。個人在此不是處理問題，而是心頭盤據著問題走開的想法。問題不會自己走開，甚至說心智雖能跑到其他地方，身體卻仍然有反應。

其他不健全應付情緒的方式有譴責和麻木。譴責是西方人自我憎恨的特徵。麻木則是當人受到虐待之類的極度心裡創傷，因而失去覺察自己感受的能力。

創 傷 和 它 的 工 具我們已經研究過從各種心理創傷存活下來的人：遭受兒童性虐待的人、犯罪的受害者、戰爭的倖存者、還包含了受傷而有瀕死經驗的人、以及在監獄受酷刑伺候的政治犯、還有難民。我大部份的經驗都是接觸中美洲的難民，但是我們也處理過南亞的難民，主要是來自高棉，有些則是來自越南。我想閣下您一定和您的人民面對過同樣的問題，不是受過酷刑，就是逃離家園。

當我們處理這些人時，一開始要用心理治療是不太可能的事。我們反而是先用環境干預的方式，因為難民的母文化常常都是全盤破碎了。干預的第一個層次是幫助他們重建他們的社群，滿足他們居住和飲食的基本需求。因為他們來到異國他鄉時，根本不知道如何打理一切或如何交涉救助事宜，所以我們提供他們建立社區的幫助。因為美國接受難民的政策是把他們分散在各個城市，使得這個工作更加困難完成。美國這種作法不好，因為他們真正需要的是重建他們的社群感。如果難民在其他社群中處不來的話，他們會感到受到孤立。他們不懂外國的語言，又無法接觸到自己文化的同胞。所以，我們盡可能地鼓勵他們住在同一個社區中。我們也教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像是日常生活要用到的英語，但是最優先的事情還是重建社群關係的意義感。

社群不只是他們的社區，也是他們文化的實踐成果，所以我們特別鼓勵難民重建他們的藝術和工藝品，並參與他們的宗教。譬如說，針對波士頓區域的高棉人，我們鼓勵他們去佛寺。對高棉人來說，整個重建工作更是困難，因為在高棉大災難中倖存下來的人都是貧農，大部分的專業人士都被殺光了，所有學校和宗教的文化體制也被毀滅了。

我對西藏兒童村的印象就很深，因為那裡的人所做的是，正是西方研究者治療嚴重毀滅性經驗和酷刑受害者時，在第一階段所推薦的措施：讓受害者與自己同胞共組一個社區，滿足他們食物和庇護所的基本需要。下一步則是讓他們參與自己文化遺產的傳承。只讓西藏難民共同住在一個社區是不夠的，他們應該修習佛法，並從事工藝。

如果你在此時提供他們心理治療，是沒有任何作用的。即使他們每天都有夢魘，他們也許會非常焦慮和激燥，但是在他們還沒完成社群聯繫時，你根本不能做什麼事。這種環境干預的第一個層次也許就要花好幾年的時間，不幸的是直到他們完成社群聯繫時，他們才有可能擺脫極度的痛苦和絕望的心境。有時候藥物是有幫助，但是這太複雜了，因為他們對西方的藥物不瞭解，也不知道那裡可以領藥。我們試著盡量提供跟他們醫藥文化很類似的藥物，但我們在治療受害者的酷刑效應時，通常都不會一開始就採用這一步。

一旦，他們跟自己的社群建立深厚的聯繫，也能說一點英語後，下一個層次就是心理層面的運作了。我們做這個有個人的和團體的兩種方式。有些人因為文化背景的關係，不加入團體。中美洲的難民既有極左派的人士，也有極右派的敢死隊成員，他們是因為人權壓力而能離開。兩派人員都住在同一個社區，所以戰都仍然繼續。他們也就不會一起來參加團體，因為他們怕坐在隔壁的人就是敵人。其他像高棉人的團體就比較好處理了，因為他們的社群聯繫很健全，大家就會一起來參加團體。你可能也發現這對西藏人來說也是如此。在這個團體中，我們請他們談談各種日常事物。我們不希望他們在團體中談那些慘遭酷刑的經驗，因為那會造成他們的困擾，使得他們身心的症狀都更加惡化。

治療的下一個階段是與他們個別進行類似心理治療的過程。許多難民不懂這是什麼，但它可用他們文化的用語來發展。許多人在遭受整套酷刑的極度蹂躪後，不管是在獨處或跟任何人相處時，都有極大的不安全感。他們總是害怕有人會來傷害自己。他們在夢中數度重新經歷他們受折磨的經驗，醒時也會出現回溯過去傷痛的時刻，或是浮現創傷的侵擾性記憶，這些都是很難應付的。我們要求他們繞著安全感的主題來觀想。我們也會問他們生活中是否享有過安全感的經驗，然後我們要求他們想像自己正處於那種安全的處境之中，這樣他們才能夠學習用意志去產生安全感。如果他們說從不知安全感為何物時，我們會要求他們先去想像別人如何沈浸在安全感之中，然後再把自己放在那個處境之中。

不管是在何處，安全感的觀想時段頂多只能從十分鐘持續到一小時。因為當他們試著觀想時，不是常常會轉移到其他地方，就是會有酷刑的記憶開始呈現。在碰到那個時刻時，我們告訴他們把觀想焦點轉移到其他有安全感的地方。如果侵擾性記憶再度來臨時，我們要求他們再度轉換陣地，這樣他們才能學會控制心頭記憶浮現的技巧。如果他們受到一連串的酷刑伺候時，他們也許需要花上三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安全感的觀想練習，但他們最後總是能感到安全與放心。因為我們強調這個，安全就成為治療關係的基礎。一旦他們有用信心用這種方式來控制心境時，我們就會開始介紹其他種觀想。他們最後會開始點滴回想起酷刑的經驗，也會開始談論這些經驗。我們試著要求他們一次只談一點，到最後他們就能輕鬆地談論這些事情，而且說得很合情合理。事情就能因此而安排妥當，他們從此也能過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們整個治療的程序大致上是如此：首先是環境的干預，以重建他們的社群和文化聯繫；然後進行團體治療，練習安全感的觀想；最後進行實際的記憶整合。

達賴喇嘛：在西藏集中營裡關了很久的難民之中，有些人報告說監獄那段時間對他們助益很多，因為他們的靈性修練在牢中衝到最佳境界。一般來說，很少有西藏人會給這些創傷經驗在心頭留下眾多深刻的疤痕。如果有這種領域的專家去訪談那些西藏難民，他們會發現調查結果與他們的其他發現有些不同。。

丹尼爾 · 高曼：聖尊閣下，難道他們都不會有夢魘的情形嗎？其他地方的酷刑受害者都有發生過這種典型的情形。

達賴喇嘛：有些人也會有夢魘的情況。當我在拉薩時，到處都是中共的士兵，我那時候也有夢魘。甚至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偶而會夢到那些情景。〔笑聲〕不過，那沒有焦慮或恐懼牽連在內。

從西藏跋涉過來的新來者數量很大，從小孩到三十歲都有，有些人的一生就是在集中營和監獄中度過。有些喇嘛現在是在南印度的僧院大學研修。他們很少有精神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症狀。事實上，這些學生變成一些比在印度長大的學生還要好的學者。

丹尼爾 · 高曼：這是因為您先前解釋過的「視個人苦迫為靈修轉機」的修行嗎？他們在遭受酷刑時，是否也如此修行？

達賴喇嘛：是的。

喬 · 卡巴金：研究那些受過監禁和酷刑的西藏人，一定會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成果。

丹尼爾 · 布朗：西方曾經研究過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在南亞「虎牢」中待過的囚犯。從那些經驗中存活得最好的人通常都有堅強的宗教信仰或哲學信念，來保護他們不受酷刑的心理摧殘。

達賴喇嘛：但是，我認為大多數的高棉人和越南人也都是佛教徒。

丹尼爾 · 布朗：對於酷刑或相關創傷的反應，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侵擾性經驗，如惡劣的影像記憶和夢魘。第二種是麻木的經驗，對任何東西都毫無感受。第三種是生理反應，自律神經系統會變動，亢奮程度會一直走高。即使是信念堅定的人也會產生這種生理反應。根據西方以往所做過的研究來看，如果我們對喇嘛進行生理測量的話，我預期會有同樣的跡象出現，雖然他們都不會抱怨說晚上有夢魘。

達賴喇嘛：這是應該要查核一下，也很容易做到。在 Sea Monstery 大約有一千位這樣的年輕人，在 Drepung Loseling 大約有五、六百位，在 Ganden 大約有兩百五十到三百位。在我這些年來和這些學生相處的經驗中，我從來沒看到一個不正常的案例。他們跟其他年輕喇嘛並沒什麼不同。

丹尼爾 · 布朗：你剛剛所說的一切真是太罕有的現象。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我個人認識一些從智利逃出來的同胞。他們在軍隊退翻亞藍迪的民主政府後，受到皮諾薛的秘密警察嚴刑烤問。他們之中每一個或多或少都有壓力失調的症狀，像是夢魘和生理失調。

達賴喇嘛：在你認識的同胞當中，有堅強宗教信仰的人和其他人有沒有不同的表現？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那些受到迫害和嚴刑烤問的人全都是左派分子。他們大概只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而已，也許他們因為成長環境的關係，會有一些基督教的價值觀吧！

丹尼爾 · 布朗：實際上，嚴刑烤問他們的人也是來自於同樣的宗教背景。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他們是以平民身份，受到同一家鄉的人嚴刑烤問。

丹尼爾 · 布朗：可是，中國人不是佛教徒。受到不同民族的人嚴刑拷打，那就會有很大的不同點。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也許是吧。

達賴喇嘛：當西藏人在說囚禁的個人體會時，他們都指出關入監獄的理由不是因為做了非法的勾當，像是殺人或偷盜，而是因為他們是實踐政治主張的自由鬥士。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是的，智利人也有同樣的感受。

達賴喇嘛：所以，這就很相同了。這種態度有幫助嗎？

法藍西斯科 · 瓦瑞拉：是的，它是有幫助。但是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一些人可以在那種自由鬥士的強烈感受上，把他們的生活重新整頓好。大多數人的生活都破碎光了：他們的家庭瓦解了，他們沒辦法去繼續工作了，他們失眠了，他們得癌症了。即使是有這種自居正義的感受，總是有某些地方是很含混的，這種感受的力度會有缺陷，我們會認為自己真的那麼正義凜然嗎？也許，西藏人的宗教原則感受會更強烈吧。

喬 · 卡巴金：聖尊閣下，您昨天說過在佛教的觀點來看，邪惡是無明，因此佛教徒會悲憫無明的舉動，即使那種舉動對自己造成很大的痛苦。我讀到一篇有關你的西藏醫師的報告，內容非常感人。他在中共的牢裡待了好幾年，卻從不對那些拷打他的人生氣，反而是悲憫他們的舉止充滿了深層的無明。有位美國的精神科醫師曾經跟這個人面談過，很驚訝地發現他根本沒有精神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症狀。他不會憤恨不平；他也沒有憎惡心；他也沒有與這件事相關的身心症狀。您相信這在受過牢獄之災的喇嘛中，是很普遍的嗎？

達賴喇嘛：這很難說，因為有些喇嘛對中共的憤恨不平感很強。

丹尼爾 · 高曼：所以，他們不對那些施暴者起悲憫心。

達賴喇嘛：好像不是哦。〔笑聲〕丹尼爾 · 高曼：那麼，聖尊閣下，除了慈悲心的練習外，還有什麼練習讓他們不會有這些問題產生？

達賴喇嘛：有個因素是業力的信念。他們把自己的苦難歸因於前世所犯下的錯誤。這是西藏人普遍都有的觀念。

丹尼爾 · 高曼：只有那嗎？沒有其他東西嗎？

達賴喇嘛：皈依也是個重要因素，這是所有宗教都共有的。想到輪迴轉生的苦處，還有對生命無常的思索，也是個因素。最後，他們有很強的真理必勝的信念。

丹尼爾 · 布朗：聖尊閣下，在西方具有權威地位的精神醫學診斷統計手冊中，他們把創傷界定為一種極度異常和太不尋常的事件，它幾乎會在每一個人身上產生症狀。如果您說的沒錯，您的人民有很多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特別是如何保護自己免於精神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症狀，在相同處境中的其他人幾乎都有那種症狀。這對我們來說是個非常獨特的資訊。

--- 茱莉特‧米歇爾選輯---盧志彬翻譯(第七章-1)第七章我們幾乎可將克萊茵 ‘ 哀悼及其與憂鬱狀態之間的關係 ’ 這篇論文解讀成其先前論述的續篇。1934年，克萊茵的大兒子死於登山意外。克萊茵在兒童時期已遭逢過悲慘的親人死別--先是姊姊，然後是弟弟。現在，她又經驗到另一種失落--女兒冷酷地判離了支持她的團體。似乎就是她個人經驗到的這個可怕失落，確定了她對兒童個案發展的所有觀察。

梅蘭妮 克萊茵在 ‘ 哀悼及其與憂鬱狀態之間的關係 ’ 一文中，將任何年齡裡發生的哀悼，都與正常嬰兒發展中的憂鬱形勢連結起來。

雖然，跟往常一樣，克萊茵的理論發展是源起於佛洛依德的論述‘哀悼與憂鬱’(SE, Vol. XIV)，但事實上她所探索的領域卻有些不同。佛洛依德強調的是主體自我與死亡所愛客體的分離；克萊茵強調的是複雜的內在世界，死亡的人在內在世界裡最終會以做為好客體而得到修復。為了說明這個過程，她追溯自我對客體破壞與修復，攻擊與愛的感受，以及哀悼者讓嬰兒期失去母親的持續威脅重生的需要，這兩者間的交互作用。我們必需瞭解，好母親與對她的好感受勝過了那些壞的，而且在幻想裡，這情形可在現在死亡的危機裡再發生一次。

1938年夏天，梅蘭妮 克萊茵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會議中發表了‘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之間的關係’這篇論文，並於同年秋天加入了英國學會。她擴大並修正了這些論述以做為 國際精神分析期刊(Int. J.Psycho. Anal., Voll. XX, pts3 and 4, 1939 ) 之特別編輯，並藉此對Ernest Jones六十歲生日致敬。

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之間的關係(1940)正如佛洛依德在‘哀悼與憂鬱’一文裡所指出的，哀悼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去檢驗現實。他說，‘哀傷這段時間對仔細地執行檢驗現實所加諸的任務是有必要的，而且…藉由完成這項工作，自我才能成功地讓性慾從失去的客體那裡獲得解放’。再者:‘每一與性慾綁縛在一起的記憶與希望都被撫育並hyper cathected，然後性慾會與客體分離開來。為什麼一點一點地進行這帶有妥協意味的現實任務的過程該如此痛苦，這很難用心智經濟學的角度來加以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這痛苦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很自然的’。而在另一段落: ‘我們甚至不知道哀悼這工作究竟是以什麼樣經濟的方法來完成的。不過，在此，或許臆測可以幫忙我們。現實對性慾藉以依附於失落客體的每一記憶與希望傳遞了它的判斷--客體已不再存在了，自我面臨的決定是，它是否要分擔這命運，自我藉由總體上仍存活的自戀滿足來勸服自己，以斷絕它對不存在客體的依附。我們可以想像，因為這斷絕的達成是緩慢且漸進的，因此，就某方面來說，這過程所需耗費的能量在工作完成時就已消散了。’我認為，正常哀悼的現實檢驗與心智早期過程的現實檢驗有著密切關連。我的想法是，兒童經驗過等同於成人哀悼的心智狀態，或者說，這早期哀悼會在往後遭逢悲傷時得到修正。我的觀點是，兒童克服哀悼狀態最重要的方法是檢驗現實；不過，正如佛洛依德所強調的，這只是哀悼的部份工作。

我在論文‘躁鬱狀態的精神誕生’(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gesis of Manic-depressive position)一文中曾介紹過 嬰兒憂鬱形勢 的觀念，並說明了這形勢與躁鬱狀態之間的關連。現在為了弄清楚嬰兒憂鬱形勢與正常哀悼間的關係，我首先必需簡短地引用某些那篇論文中的觀點，並擴大它們。在這說明過程裡，我也希望能幫助大家一方面更瞭解正常哀悼之間的關連，另一方面更瞭解不正常哀悼與躁鬱狀態之間的關連。

我在那篇論文中說過，嬰兒憂鬱情緒在斷奶期間及其先後達到巔峰。我將此嬰兒的心智狀態稱為‘憂鬱形勢’，而且我認為這是憂鬱的 原初狀態(statu nascendi)。 被哀悼的客體是母親的乳房，以及在嬰孩心智中乳房與母乳所代表的一切:換句話說，就是愛，好，與安全。嬰兒感受到這一切都將失去，而這失去是起因於他無法控制的貪婪，以及針對母親乳房的破壞幻想與衝動。這即將發生的失落(這次是雙親)所帶來的苦惱有更多是來自於伊底帕斯情境，這情境很早就已建立，並與乳房帶來的挫折緊密連結，所以這情境開始之初就受到了口慾衝動與害怕的主宰。所愛的客體在幻想裡遭到攻擊因而擔心失去客體，這樣的循環因為兒童與其兄弟姊妹間矛盾的關係而更形擴大。兒童幻想在母親體內對兄弟姊妹攻擊，這也會產生罪惡感與失落。因害怕失去好客體而來的遺憾與掛念，就是憂鬱形勢，在我的經驗裡，憂鬱形勢是伊底帕斯情境以及兒童與一般人關係中痛苦衝突的最深來源。在正常發展裡這些悲傷與害怕的感受可由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加以克服。

我一直非常強調，內化的過程會隨著兒童關係的進展，先是母親，然後很快是父親與其他人，持續進行著。嬰兒融入其雙親後，會以具像的方式覺得他們在他體內是存活的，嬰兒在這樣的方式裡會經驗到深沉的潛意識幻想--我稱他們為在他心智中‘內部的’或‘內在的’客體。因此，相對於兒童得自人們與外在世界的真實經驗與印象，一個內在世界就在他潛意識裡建立了起來，而且仍會受他自己的幻想與衝動而改變。如果這是個大多數人都和平相處而且與自我和平共存的世界，那麼兒童內在的和諧，安全與整合就會繼而到來。(待續)

• 治療：

治療（柯胡通常稱之為分析）所要求的是病人能夠有一個用來觀察的人格片斷（ segment ）能和治療師合作並承受起治療重擔。精神分析治療的工作涉及的是某種修通過程；亦即，自我必須重覆觸及人格被潛抑的種種力爭（ strivings ）以及對那些童年期的種種力爭所產生的防衛性回應。治療師將會提供一符合現實的自我來協助病人承受延遲和焦慮。當病人內化治療師的特質時，病人那符合現實的自我乃逐漸能駕御或主宰（ gains dominance over ）童年期的種種力爭（ Kohut ， 1971 ， p.143 ）。

治療師建立一情境以鼓舞最原始發展種種傾向的重新激活（ reactivation ）。對自戀人格而言，這些未完成的發展上的任務會在自戀轉移現象中顯現出來，並讓治療師得以確認診斷。而那特定的發展上的任務則是未鏡射自體為獲取理想化自體客體的回應及肯定而有的需求（ Kohut ， 1977 ， p.130 ）。

因此，鏡射轉移現象激活了誇大自體以尋求來自自體客體以及理想化轉移現象的肯定性的注意，而該理想化轉移現象則是自體所尋求以便和理想的、全能的客體融合（的東西）。對自戀病人而言，治療的職責是去面質理想化及鏡射的轉移現象，而這是病人開始時所未曾覺察到的。當然，病人並沒有想被鏡射的願望，但除非該鏡射現象發生，否則病人是無法發揮良好功能的（ London ， 1985 ， p.98 ）。

這些轉移現象會讓治療師知道的，透過病人所需求的注意、欣羨以及各式各樣對他或她所動員出來誇大自體的鏡射性、回音性的回應（ Kohut ， 1971 ， p.176 ）。藉著治療師的協助，病人的觀察自我必得面對及了解其誇大自體與把治療師理想化的需索。逐漸地，當病人內化治療師的各面向而建立新的內在結構時，乃有了當掌理的能力。藉著病人對治療師個人存在與完美功能的需求所出現尚可應付的挫敗乃促成了此一內化過程──幾乎和孩童藉由蛻變內化作用建立內在結構的過程完全相同。最後，病人乃能馴服並放棄那原始的需索（ Kohut ， 1971 ， p.207 ）。成功的治療可導致建立一基礎堅固、功能建全的重建過的自體（ Kohut ， 1977 ， p.173 ）。

當治療師某種方式下無法同理性地回應時，病人可能會防衛性地撤退掉這些嬰兒式的需索。當和分析師間關係出現困擾時（例如治療師休假或治療師在感知及同理性內識感受上稍有疏漏差錯時），自戀病人乃開始感覺他或她不是完全真實的，而病人的情緒是遲鈍的。這些抱怨顯示出自我的枯竭，因為它必得在它本身和那需索之間築起一道牆，那是不切實際的對古老誇大自體的需索或是對那強有力提供外在自我價值感提供者的需索（ Kohut ， 1971 ， p.16 ）。正常的情況下，健康自我是能夠在內裡發現情緒的供給；也就是說，在很久以前它把自體的各誇大面向整合入它的整體。

在自戀性轉移現象中，誇大自體尚未和以現實為取向的自我組織整合在一起。自戀病人，在孩童時，被剝奪掉使自體免於自戀性攪混（ narcissistic enme-shment ）的機會，那是一種逐漸撤出自戀性精神集注過程的自由解放現象。當這個過程被父母的病理問題所中斷或因為父母之一的死亡或離開出走，孩童可能繼續理想化比方說──父親，如果他沒有機會發現其現實上的缺點或如果他沒有透過正常互動逐漸讓那理想破滅的話。這樣的一個人或會繼續求一外在全能人物，因為沒有對該需求的修正，沒有和那現實自我間的整合（ Kohut ， 1971 ， pp.83 ， 84 ）。

同樣的，誇大自體會需要來自自體客體的某種肯定也是真的。孩童期未鏡射的自體會繼續不斷其賣命的尋索。治療師的職責是向病人指出那內在未鏡射旳孩孩童仍感受到那無望的需要。當病人更能同理他或她自身而各種防衛和潛抑豁然開朗時，病人的觀察自我便開始看到那潛在的無助及無望（ Kohut & Wolf ， 1978 ， p.423 ）。

雖然柯胡常描述別人已經注意到的現象，他卻對治療技巧做了些新的且有益的貢獻。特定地說，治療師已注意到病人顯現出對主體（誇大性）及客體及治療師（理想化轉移現象）的強烈理想化作用。柯胡鼓舞對這些合理化作用採取一中立的立場，而不要視它們為治療的拌腳石；他同時也主張它們都是分析的材料。中立的立場也常允許病人以適合於治療的方式去表達這些誇大的及理想化的幻想（ London ， 1985 ， p.95 ）。歐托．康伯格，相對於柯胡，他視理想化為病人將其自身的誇大自體病態性的投射到分析師身上（ Kernberg ， 1975 ， p.278 ）。例如，他視鏡射轉移現象為一病理性的防衛過程，藉此病人試圖強迫治療師的所作所為正如病人需要他做的般。由於康伯格視此為一種防衛而非柯胡所認為是正常發展過程的固著作用，康伯格比較傾向主動地去面對該防衛。

• 垂直的分裂：
• 案例研究：

卡先生是位四十出頭的產業工程師。外在所呈現的病理，而非潛在的自戀病理，是關乎他是否有能力持續不斷地、有意義地在崗位上工作，並且投入到長期的目標上。他確實非常成功地投入在體育活動上，特別是關乎速度及冒險性。他所呈現的問題是社交上的衝突，同時他也有憂鬱感受及內在匱乏（ inner depletion ）感。

在他的分析過程中正顯現出其有障礙的心理結構過程（ Kohut ， 1971 ， p.257 ）。分析開始時很快地建立了一個持續好幾週的理想化轉移現象。這可在病人對分析師所表達出巨大的對其外表和能力（ capabilities ）的自覺意識上的欽佩崇頌（ admiration ）中顯現出來（ Kohut ， 1971 ， p.139 ）。隨之而來的是其誇大自體的激活，開始是以一融合－雙生性轉移現象的形式出現，他覺得和分析師融合一起或把分析師經驗為一就像他本人的替代自我（ alter ego ）。置換該融合－雙生性轉移現象即是狹義上的鏡射轉移現象，他能強烈感受到自戀需求，特別是在身體的高超技能領域中其愛現及誇大性的需求。當由於安排會談或休假而產生和分析師間分離的可能性時，分析的工作停止了，卡先生的情感會抽退而表淺，帶著較低的自我價值感（ Kohut ， 1971 ， p.243 ）。在這些分離的時光中，他提到一些以機器、交通工具和電線為焦點而不是人物的夢。

在分析過程中似乎所發生的是正常自戀過程中固著點的重新動員（ Kohut ， 1971 ， p.258 ）。卡先生在孩童期和他母親間有一種病態混亂夾雜不清（ enmeshed ）的關係，母親在生第二個孩子時突然對他失去興緻。當他大約三歲半時，他試著藉轉向其父親，把他設計成一他可依附的最佳對象──也就是說，貯存他那自戀性平衡，來協助處理其強烈的自戀性挫敗。此一對治療師的短暫理想化似乎重現了他孩童期想要理想化其父親的企圖。他父親無法接受男孩需要他成為的人，因此他拒絕該男孩想要理想化他及依附他的企圖（ Kohut ， 1971 ， p.139 ）。

在和父親的關係失敗後，這個男孩做了兩項企圖想重建其自戀平衡並強化其自我價值感。首先，他退化至重新激活其誇大自體上，而它如今是一個正常自戀發展步驟的病態置換，這是在他母親離開他轉向她第二個孩子身上時。在初期的理想化轉移現象之後於分析中重現的這個誇大自體，採取的是一種狹義的鏡射轉移現象的形式，而病人本身相當察覺到他對被分析師肯定的種種需要與需索。卡先生的第二項孩童期為重建其自戀性平衡的企圖是比較成功的。他能夠透過體育活動釋放出自戀性緊張，而那些活動多少有些是誇大及冒險的，但也同時提供某些符合他潛在的誇大幻想及愛現感的現實滿足（ Kohut ， 1971 ， p.248 ）。這些活動代表的是身體自體（是連貫性誇大自體的前身）的古老愛現感；某些是被潛抑的，其它則是昇華的，會一直持續到成年期而為表現性的運動員活動。

當卡先生孩童期被忽略或拋棄時，他有著自戀性的自我沉浸（ preoccupa-tions ）並且擔心他的身體各部分。他能夠使用機械性玩具、腳踏車及雪橇作為克服這些自戀及自體愛欲性的緊張及對身體的憂慮等的方法。在分析中，卡先生的夢，當他害怕和分析師分離時，從人物改變為機器，這表現出他退化性的對身體部分的沉浸；也就是說，退化到古老的、斷裂的身體自體上去，而該身體自體則是連貫、誇大自體一個比較少分化的前身（ Kohut ， 1971 ， pp.244--245 ）。他做為一滑翔機駕駛員的成年技巧及競賽能力維繫了他在成年期的自我價值感且成為他成年期自我影像的一重要部分。他關於機器的夢代表著當前的及古老的自體再現之間的合併及妥協。

弟弟的誕生實際上並不導致卡先生的自戀疾患。比較像是，由於和母親間的病態關係以及她從他身上抽退，造成形塑其人格的自戀性固著作用成為焦點並且成為他對分析師產生轉移反應的核心。縱使他的弟弟未出生，卡先生也可能自戀地被固著，那是因為母親的過度涉入所致（ Kohut ， 1971 ， pp.247 ， 254 ）。

• 對柯胡的評價與批判：

歐托．康伯格（ 1980 ）花了很大力氣去和精神分析傳統裡的他人連結一起，特別是瑪格麗．瑪勒、艾蒂．賈克生、 W.R.D. 費爾邦以及梅蘭尼．克萊茵。對照而言，柯胡說他對任何試圖和其他精神分析理論家在一起做整合沒興趣（ 1977 ， p.xx ）。或許他會對他的工作和其他人某些地方類似而加以致意，但他從未系統性地去經營或致意那些類似處。

在一封給瑪勒的信中，柯胡寫道他們只是在同一座山中從不同旳方向挖掘隧道罷了（ Kohut ， 1980c ， p.477 ）。此一和瑪勒之間的比較乃產生柯胡的方法學及其證據的效度等課題。柯胡唯一的資料數據來源是治療中的成年病人（ cf ． Eagle ， 1984 ， p.50 ）。柯胡的共感性、內省性方法學可和瑪勒的觀察孩童和父母親在一個非治療性環境中互動結果做對照。有人或會問及到底柯胡精神分析學的共感、內省式方法學是否足以獲取供科學理論建構的數據。

柯胡記得在 1960 年代末期和康伯格間的閒聊而摘要其和康伯格之間的差異，他說康伯格把自戀看成基本上是病態的，而他則視為健康（ Kohut ， 1980c ， p.477 ）。康伯格和柯胡確實對自戀及其疾患所採取的路徑互別苗頭。由於康伯格試圖仍維繫客體關係和傳統驅力理論間的綜合，他覺得討論和治療自戀疾患而不包括性與攻擊驅力以及客體關係（間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 Kohut ， 1975 ， p.271 ）。柯胡放棄了傳統對驅力的強調，而只有在當自體是斷裂及破碎時才加以提及（ Kohut ， 1977 ， pp.xv ， 77 ）。在其自體心理學中，柯胡設定對自戀症的討論是要在不同於驅力的脈絡下討論；也就是說，指自戀疾患及其轉化的分開各別發展。

康伯格把自戀人格放在比較寬廣的邊緣型人格類別下，而柯胡則並不總是很清楚地分辨出自戀與邊緣疾患。因此，這兩位理論家並不都是在討論同一群病人（ cf ． Kernberg ， 1975 ， p.334 ； Meissner1984 ， p.104 ）。對康伯格而言，自戀型及邊緣型人格間的差異涉及是否存在一整合好但病態的誇大自體。康伯格和柯胡有關自戀人格看法上的重要差異是康伯格發現病態自體的“存在”（ presence ），而柯胡則發現完滿自體（ full self ）的不存在（ absence ），或更正確地說，未完成或固著而正常的、古老且連貫的自體的存在，其發展被阻斷掉。

康伯格同意柯胡說自戀型人格可藉分析加以協助，但他們對自戀本質理解上的差異導致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談治療過程。康伯格似乎較傾向視柯胡為滿足性或放任性的，雖然柯胡視他自己的促進鏡射或理想轉移現象為導致一種根基於內識的掌理能力。康伯格（ 1975 ， p.285 ）會去挑戰他所相信病人的防衛機制以及病人的失望。

毫無疑問柯胡在許多方面是雷同於客體關係理論家的：如遠離驅力模式、發現一原我－自我模式的替代、發現因缺乏自體意識感而非本能衝突所產生的病理等。其重要旨意是他所提關於自戀的一種各別不同的發展軸線，不同於驅力的軸線。有些理論家發現此一強調自體的重要性大於驅力是一種對傳統精神分析的基進全面改革，且顯然和傳統精神分析模式不一致，意味著以自體模式取代原我－自我模式（ Eagle ， 1984 ， pp.35 ， 44 ， 75 ）。藉由移轉到前伊底帕斯期的發展，柯胡的自體心理學及客體關係理論家們已罷黜了伊底帕斯情結在精神分析裡的中心位置。（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