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浩著對話主題一：宗教信仰會引發什麼心理障礙？(續)
治療師：
溝通分析理論的創始人伯恩（Eric
Berne）也提過這一類「宗教良心的欺騙」遊戲。腳本內容是「罪人」整個禮拜不是在斥責員工，污蔑妻子，對小孩大吼大叫，就是在亂罵他的商業競爭對手。但是，禮拜天一到，他就準時上教堂，唱著「我對上帝感到羞愧」的聖歌，出教堂後，就確定自己又享有了「往後一周都是美好的」感受。
這讓我想到西方的告解儀式，當初先是受到啟蒙主義的影響，才擺脫掉地獄的詛咒陰影，然後是受到精神分析的影響，與傳統的父母式道德觀劃清界線。如此一來，告解的重點才從「數落自己罪過」的意向，往「與天主、人及深層自我和好」的意向轉移。
第二個障礙：文化活力衰竭的宗教團體法師：
不要用地獄來做恐嚇手段，這點大家都同意，但是為什麼要與傳統的父母式道德觀劃清界線呢？
治療師：
我知道法師之所以排斥這一點，是因為東方社會把家長式道德觀當作社會安定的基礎。
但是，西方人卻認為在信仰發展的早期過程中，每個人都會因為情感轉移的因素，而不想放棄嬰兒期對父母權威的依附感，因此容易受到宗教教條主義的迫害。但是，我們若能以科學的理性懷疑態度，重新修正過時的父母禁令，就可擺脫父權體制下的道德教條和幼稚迷信，進而培養出人本主義的宗教態度－熱愛理性、真理和自由。最後，經由此科學無神論的洗煉，我們對神的信仰可尋求一個更高、更成熟的層次－以恩典的寬恕力量，建立生命共同體。
法師：
這種對封建家長制的反感情況，在中國是發生在五四革命時期。那時候，說來慚愧，中國的出家人大部分忙著趕赴各喪葬場合，誦經作法事。而且，當時中國尼師的出家理由，以婚姻不幸佔第一位，其中又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是因走投無路，才來乞求佛門收容。所以，太虛大師才提出建立「新的僧伽」的必要性，以便讓中國佛教跳脫專辦法會的規儀模式，重新反省自己所該扮演的社會角色。
不過，整個反省的方向主要還是在「道德復振」這條保守路線，希望能夠掃除掉整個末法時代人欲橫流的魔障，打贏一場淨化世道人心的公益抗爭。
治療師：
如果走這條「道德復振」的保守路線，很容易把自我的道德光明面畫歸為「我們」，然後把自我的情欲陰影面畫歸成「他們」。接著，「我們」的團體價值觀就會想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指責「他們」的行為表現、處罰「他們」的不當行為，以把「他們」改造為「我們」所能接受的社會形象。最糟糕的是，「我們」的宗教團體原本只是悍衛傳統的社會道德，無意中卻成為威權政治體制進行社會控制的幫凶。
比如說，以前中世紀社會把心靈的陰性特質，二分成聖潔的母性光輝和魔魅的女性情欲，在聖母瑪麗亞的崇拜受到整個社會的狂熱信奉後，集體潛意識中對異教徒的過度恐慌和疑懼，便在「獵殺巫女」大行動中，得到變相的宣洩。
法師：
沒錯，當初教界走這條「道德復振」的保守路線，就曾經非常排斥過一貫道，甚至跟社會輿論站在同一陣線，使用「鴨蛋教」這一類醜化對方的用語。因為，我們認為一貫道盜用佛法就算了，還以白陽期「道降火宅」之說，宣稱釋迦佛子處已無真理大道可求，就很不夠意思了。反正，就跟現在的清海無上師一樣，不但冒用「觀音法門」，還聲稱手中握有「即刻開悟之鑰」，讓你馬上有印心的感應，確定靠這位上師，「一世解脫」就沒問題了。而且師父法力強，悲心又深廣，願意幫你背起七世祖先的超度責任。你說，我們會沒有「正義何在」的道德憤怒感嗎？
不過，現在冷靜想一想，我們也有失策的地方。首先，我們反擊時，只有自我防衛的情感性批評，卻沒有掌握到同情性了解的感化策略。
比如說，一貫道和清海的禪定學會其實都很注重吃素的戒律和虔誠皈依的情感，與佛教的同質性很高。如果我們有歷史性共業的認識，掌握到一貫道出自彌勒佛下生和禪宗的傳統，只是因為民間居士傳法的便利性與親和感，而與正統佛教的僧侶漸漸疏遠，就可拿這開導一貫道的道親，來回歸佛門。實際上，近年來佛法宏揚開來以後，就有很多道親回流的現象產生。
但是，教界的開拓性格還是太弱，沒有因此教訓，把資源從蓋廟的偉業中抽離，以設法成立新興宗教的研究機構，並培育人員從事狂熱教團之退教信徒的協談輔導工作。所以，教界就沒有辦法有力回應這一波宋七力現象所引發的危機。其實在新聞界挖掘「本尊蒙難記」的真相和解開「妙天禪師疑雲」的謎底時，教界如果已經培育出一批輔導員，就可掌握住這個公益宣傳的公關機會，來提供他們兩人信徒一個協談機會，以解決這些信徒偶像幻滅後的心理適應問題。
治療師：
對啊！我就覺得你們佛教界現在熱衷蓋大學，還不趕快來成立一個信仰發展研究中心，以柯爾堡（L.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心理學和福勒（J. Fowler） 的信仰序階論為基礎，來處理「出家」與「親情」的價值爭議。
像弗萊堡（Fribourg）大學的教育心理學教授歐瑟（F.
Oser） ，就設計了一個與此相關的道德兩難困境。故事是一個醫學院學生在飛機遇到亂流時，心想如果飛機沒有失事的話，他跟上帝承諾畢業後會當個神父醫生，獻身於非洲窮人的救濟事業。後來，飛機果然是安全降落了，但他卻開始面臨了是否要守住承諾的道德難題。如果他守住對上帝的承諾，他一方面違背了對未婚妻的婚姻保證，也喪失了在本國醫學環境中回饋同胞的機會。如果他不守住對上帝的承諾，他就違背了上帝呼召他投入的生涯規畫，更斷送了在異國奉獻環境中靈修成聖的機會。
請法師說看看，這位準醫生該怎麼辦呢？
法師：
你這段話還真是別有所指，我就拿「中台禪寺剃度風波」的新眾來說好了。首先，我要澄清出家並不是高學歷者逃避社會歷練的手段，而是回應諸佛悲心感召的方式。而且，這個回應的情感強度，讓他們感到可能有必要從世俗牽絆中退隱，才能真正開展出自己的法身慧命。
因此，他們開始在親情與大愛之間掙扎，跟準醫生一樣面臨了道德兩難的困境。
要解決這種困境，從道理來說很難。因為出家者會說「出家」有理，是以大愛割小愛，既然要成就諸佛悲心，就不怕捨棄一切的前塵往事；俗家者也會說「在家」有理，是融大愛於小愛，就算要當全天候義工，又何必執著於沒有家庭牽累。這樣爭論下去，會沒完沒了，等於又來搞一場儒佛大對抗。
依照我過來人的經驗，應該是從「情緒智商」這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困境，會比較好。因為，佛教的禁欲主義一碰到家庭領域，就會產生「情緒控制」上的緊張關係，有時候單是為了吃素的問題，就會惹起不小的家庭風波；更何況是為了出家的問題，在某些家長的想法中，這簡直就是以「博愛倫理」之名，行「家庭造反」之實，徹底違背了家長的栽培和社會的期許。
所以，在不諒解的氣氛下，如何做好與家人溝通的前置作業，掃除掉任何可能潛藏的心理抗拒，再提出「想出家」這個震憾性的宣告，然後請求家人的成全和寬恕。我認為這整個情緒安撫的過程，就是這些新眾在此困境中所必須面對的學習課題。
治療師：
那我建議你們佛教界，最好學友教一樣，除了「臨終關懷」外，也開始重視「悲傷輔導」。
因為，出家修行跟離家出走一樣，都是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一種決裂，一定會引發家人的情感失落。在悲傷的第一階段，家人得知這個令人心理休克的消息後，一定會否認這種使家庭關係緊繃的事實，並且會有一套預防自己被擊潰的想法。這些想法可能是「這孩子一定是假裝要出家，不知道是要跟誰賭氣」，也可能是「我小孩不曉得受到什麼挫折，要趕快找人開導一下」。
當家人確定小孩這件事是玩真的時後，就會進入悲傷的第二階段－憤怒，開始怪罪小孩怎麼能忍心拋棄家人，逃避工作與愛情；並責備寺方怎麼可以營造氣氛，刻意激發其出家意願。如果家人願意面對這個情感損失，就可以進入悲傷的第三階段－討價還價，家人會提出「如果我們願意做出何種讓步」的條件，希望小孩也要有「那我也可與家人開始妥協」的意願，例如出家一年後還俗。
當家人在情感上學習「埋葬」小孩時，就會進入悲傷的第四階段－沮喪，會有很深的無力感，覺得這都是命，這種心理癱瘓會任由各種負面情緒，來感染情感割裂的傷口。最後，家人能把情感投資轉移到其它關係時，就會進入悲傷的第五階段－接受，認為從這個傷害經驗中，學到寬恕和諒解別人的重要性。
這中間，最重要的當然是讓家人從沮喪的第四階段，過渡到接受的第五階段，才能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法師：
這次「中台禪寺剃度風波」，反映出「度家裡的眾生難」這鐵一般的事實，如果有你這一類諮商人員來幫忙調解，或許就可彌補此次出家程序的大紕漏。
這個紕漏的發生，其實並不偶然。首先，我們可從「慈濟做功德，中台了生死」這句話，看出端倪。基本上，惟覺老和尚是以定力深厚的悟道者形象出現，比較不是人間慈善志業的救濟者形象，因此會吸引很多急求解脫的學子。其次，很多社會名流護持老和尚的禪修事業，使得道場規模急速擴張，亟需高學歷人才的投入。再加上老和尚想法單純，認為出家功德無上崇高，是種大仁大孝、大智大勇的行為，寺方為此撒個「方便誑語」，無非是要護持新眾求解脫的堅貞誓願。因此，忍痛讓家人悲傷無助似乎是個無法避免的選擇，但是這些新眾修行得力後，一定會有感恩大回饋－度化家人出離這生死流轉的輪迴圈。
這樁事件讓我想起佛教學者呂澂的看法，他認為「正覺與出離」的解答，不能只注重意業的個人解脫傾向，而應該兼顧身業和語業的社會表達方式。也就是說，要先認識這個社會的心理動態和價值系統，才能善巧轉化整個社會染污的思考習慣，達成清淨的集體共識，證成佛教組織的正當性。這次中台禪寺事件就是獨舉解脫大旗，卻忽略了社會法則與情感線索的解讀，沒有給予父母家人緩衝的過渡期，才會引發家庭和社會的反撲暗流。特別是新聞媒體用盡各種有偏見的排斥術語，引發社會各階層的疑慮和誤解，卻罕有對剃度程序的公正導引問題，做一個公道的深入探討。
其實，我們教界早有不成文的共識，就是說新眾正式出家前，原則上需要一年的培育階段，來充分檢討自己的初發心，以追究清楚我能夠斬斷世俗情愛葛藤，堅忍安住於清貧的修道生活，而無還俗之念嗎？
還是說，我是否對出家生活懷有道德浪漫的幻想，而今發現自己的根器機緣，更適合在俗家生活中修練自己的大悲心？
那在這一年的緩衝期間，就像你剛提的，寺方和新眾可以學習傾聽的藝術，幫助家人度過這悲傷期，使家人最後能夠尊重新眾自主的理性抉擇。希望採取這種做法後，能夠像很多先例一樣，使得家人能夠從哭天喊地、痛不欲生，轉換到對子女歡喜供養、互稱法友。這種心態柔和化的歷程，真是令人讚嘆不已。
治療師：
我滿欣賞那個呂澂的說法。因為，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就是認識到現代人因為職場的工作壓力和家庭的親子衝突，產生太多的焦慮苦惱，才會從濟貧、醫療，進步到對適應不良的個體提供心理諮商和職業輔導。
想當初，西方教會的基本教義派也是走「道德復振」的保守路線，就認為心理諮商不僅是為「罪人」找推卸責任的藉口，還叫牧師早點放棄道德權威的勸誡方式，擺明了是在挑戰聖經的權威性和全備性，為什麼自由神學派還想要弄個「福音化心理治療學」呢？
這個疑問使保守派的教牧協談訓練，足足晚了二、三十年才起步。可是，現在心理治療（精神醫學界和諮商輔導界）的工作領域和發展目標，已經把人格發展（教育界）和救恩經驗（宗教界）的原理吸納進來，逐漸邁入交織融合的成熟期。這個成果已被很多新時代運動者拿去用了，構成對正統宗教的更大威脅。
這種現象，相信我，在台灣也一定會發生。
法師：
近年來，佛教界的社會救濟工作雖被稱為「台灣社會最大的良心存底」，可是仍然沒有對心理治療作有組織的推動，大部分是零星的一些努力。像佛青會這幾年也成立了觀音線，提供跟生命線一樣的服務。
也有一些教界大德設立中途之家，投入少年犯的觀護工作，或者是到各地監獄弘法。至於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則是用土法鍊鋼的方式，也談不上跟精神醫學界的合作。
不過，你剛才提到的對正統宗教的更大威脅，六、七年前的「現代禪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想當初，現代禪「十三道次第」的第一次第主張：「在沒有違背法律、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已有的情欲（包括興趣、嗜好），可以盡量發揮。」教界很多大德認為有鼓勵人縱欲的嫌疑，李元松居士便以人格心理學和「本地風光」的修行法，舉出至少十個以上的理由，來支持「盡量發揮已有情欲」的正當性，幾乎弄得教界無言以對。
那時候，僧團很否定「七情六欲中的佛心」這種說法，也很質疑那種「直指本地風光」的傳承口訣，可是缺乏你說的那種揉合心理治療、人格發展和開悟經驗的知識，就完全沒輒了。只能說，聖嚴法師和惟覺老和尚才是正統的禪門宗匠，不會隨便就認肯人「現證道果」。
治療師：
我倒覺得現代禪以科學理性的態度，鍛鍊「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一瞬」的定力，以深入解脫境的做法，算是居士團體一種增益佛法文化活力的貢獻。
就像現代禪的第一次第，如果適用對象轉為出家人的話，就可以引發一些值得深思的課題。那就是法師除了「法相莊嚴」外，若要接引現代眾生，「方便智」的範圍是否能有某種程度的放寬？
舉個例子來說，像恆述法師一樣，不改她率直的個性，能夠無所忌諱地大談情欲之事，並請佛菩薩諒解她養狗的興趣，因為這不會妨礙她勸勉眾生同求解脫的熱誠。實際上，有些西方教會已肯定人與寵物的關係，可以解決飼主的孤苦無依感，並培育出無條件的愛心，因此他們會在禮拜天辦「動物義診」。所以，恆述法師快樂學佛的吉祥如意法門，搞不好會提倡「流浪狗認養」的活動，比會破壞生態環境的傳統「放生」活動，來得有價值一些。但是，這也很可能面臨強迫貓狗吃素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像清海無上師早期是個素樸的苦修者，她的女性特質的流露，僅限於嚴母和可愛大姐姐的形象，後期則轉而為華麗裝扮的美婦形象，以充分展現其「天衣天飾」的設計才華和造型興趣，不過轉變的理由很奇怪，說是上帝懲罰她來接引喜愛華服的眾生，也可藉此粉碎外界對出家相的執著。
法師：
古代大德打破出家人刻板印象的方式，正常的是禪僧「道業一致」的做法，如茶道僧、劍道僧等，較反常的則是如濟顛般示現「瘋行者」的形象。
禪宗這種做法其實很有文化創造力，把莊子「技進於道」的說法，進一步與宗教的修業相結合。日本由於有師匠傳統，還把這種修業法保存得很好。舉茶道的四個性格來說，「愛」的性格是從內心培養風雅之道的嗜好，便能與愛好茶道的同輩，共享無止盡的妙味。「如」的性格是勿作模樣，順乎自然，完全與茶事融洽成一片。「脫」的性格是脫離一切塵俗牽絆，以灑脫自在的心情，去體會茶席的每一事每一物。「落」的性格是以清寂之心修業，如今悟到本來無一物的落處，就能使一切所作所為皆有遊戲三昧。
所以，出家人有興趣嗜好並沒什麼不對，但不能讓它發揮成一種迷戀性的寄托，而是要培養出「愛如脫落」這四種精神化的性格，才能把禪心融入嗜好活動的修業中。我想，恆述法師和清海無上師只是突顯出人性化的特質，震憾了大眾對出家人固有的「四大皆空，一切放下」的看法，卻還沒有意識到「道業一致」這個關鍵。
前幾年，有位年青的西藏轉世仁波切跑去美國學電影製作，也是引發藏密界的內部爭議。照理說所謂的轉世活佛就是要趕快恢復前世功力，來替眾生灌頂加持，怎麼能投身娛樂事業，難道「拍電影」會比「辦法會」的功德來得殊勝嗎？
治療師：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一般人會去參加灌頂法會，是要對神聖的救贖力量，表示一下禮敬的虔誠心意。如果是欣賞藝術電影的話，則是想從角色的生命情境中，體會一下人類既複雜又矛盾的情感。我想重點不是要將這兩者比較出一個高下，而是用人生的想像力，把情感地層的各種潛藏愛欲，和崇高的解脫意志連結起來，然後在悲劇意識的體會中，讓情感得到淨化與昇華，才能真正加深大悲心的奧密幅度吧！
最近，英國女導演安東妮雅柏的得獎力作「神父」，就是探討一位有同性戀傾向的神父格雷，在聽到少女向他告解說自己受到父親的性侵犯後，跟她父親交涉無效，卻又礙於教會規定，不能向社工單位和少女母親洩露告解者的秘密，使他陷於痛苦的掙扎之中。於是，他跟同性戀酒吧的邂遘對象，發展出一段自認邪惡的愛情，導致他又陷入獨身誓破產的危機之中，心裡翻騰著「成聖的絕望」和「墮落的狂喜」。
在這雙重掙扎中，他時而呼求天主伸出救援之手，又時而痛斥天主給人類的無情考驗。最後，這兩件事都爆發了，地區主教為了年度業績，把剛自殺沒成功的他調去偏遠地帶，但他同事馬修神父力邀他回去主持彌撒，講道主題就定為「如果你自認不是罪人，就向我丟石頭吧！」他因此又陷入長考之中，是要自我放逐於道德乾枯的危機中，還是要勇敢面對群眾的道德譴責，求取他們的寬恕與和解，重新保住對人性的希望。
彌撒那一天，他出現了，有些信徒怒吼：「你把我的信仰當成笑柄嗎？」馬修神父也怒請不能同情他的信徒離開教堂。儀式結束時，少數留下來的信徒也不願從格雷神父處敬領基督聖體，只有那位受到父親凌辱的少女走過去他那邊，願意給他關愛，快要崩潰的他就抱住少女痛哭，兩個破碎的靈魂就在愛心中得到復活，這就是影片的最後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