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克萊爾（Michael St.
Clair）著陳登義 醫師譯第三章 梅蘭尼‧克萊茵：創新與過渡的理論家（續
）三、自我與超我建立心理結構意味著藉由認同與內化作用在心靈裡創生新的心理代理機構。在人格中的這個新代理機構，即自我與超我，肩負起以前由外在客體諸如父母所執行的功能（cf.
Ogden，1983，p.228）。
對克萊茵而言，客體關係是從出生即存在的。與最初客體的關係以及接受該最初客體即乳房，對於自我與超我的發展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Klein，1959/1975i，p.251）。
克萊茵藉由內射主要好客體，即母親的乳房，來解說自我的形成（
Klein，1946/1975f，p.180）。嬰兒把乳房與那些乳汁都攝取進去了。好乳房成了自我發展的重要焦點。（自我實際上在出生時即已存在。）母親這些好的面向（她的慈愛、餵食與照護）填滿了嬰兒的內在世界並成了自我所認同的種種特質。這些內射的客體成了進一步心靈發展的組織者，同時恆常不斷地被其它客體所修正。
更特定地講，嬰兒作為其自我保護的部分來看，把死亡本能及力比多或生命本能偏向到外在客體上，即是那令人挫敗或讓人滿足的乳房上。藉著這個保護手法，即有時內射有時投射，嬰兒乃創造出自我與客體的混合物，亦即發展中自我的核心。就如同嬰兒把破壞性的感受予以分裂般，把一部分保留而把另一部分向外投射出去，如此嬰兒可分裂掉力比多，將一部分力比多向外投射而把剩餘部分保留在內裡。那保留的部分，即好的感受的片斷，則和那理想的好客體，即乳房能建立起關係。
在自我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嬰兒的內在世界是包含客體與自我影像在內的一整個渾沌（a
chaos），是沒有凝聚連貫的部分客體的一個世界。嬰兒要因應這個世界，在其生命的最初幾年中，要從部分客體移轉到整個客體，從片斷自我到較凝聚連貫的自我。嬰兒在一開始其分化及精確感知現實的能力容量是有限度的。因之，根據克萊茵的說法，嬰兒在它們的世界中充塞著它們自身的恐懼、貧困以及貪婪。帶著愈來愈多的成熟性，那些混亂的幻想變得愈來愈統一，終於嬰兒克服掉必須要對客體有全能式控制的錯覺；也就是說，愈來愈少投射及內射機制而具有愈來愈多更精確的感知能力。
就像自我，超我進行外在客體先前所進行的功能，也是投射及內射過程的結果。嬰兒把它崩解性、強求性的特質投射到客體－即乳房上，並且把客體影像再內化為它本身與客體的混合物，如此以致嬰兒本身的貪婪可轉化為一貪婪乳房的影像，而使之成為強求性的超我（Grotstein，1981b）。然後，超我就是嬰兒式的貪婪投射到強求的、令人挫敗的壞乳房上，然後成為內化的迫害性客體。分裂機制可以把這個內化的混合物各部分加以分離，以便內化的迫害者或良心看起來像是異己（alien）且不是自體或“我”（“I”）的一部分（Klein，1948/1975g）。
孩童從本身內裡創造出非現實的、幻想的傷害它們的父母的影像，他們似乎是會割、會吞噬、會咬。這些危險客體乃內化為野獸和怪物，而孩童害怕會被吞噬和毀滅。（腦中浮現出Maurice
Sendak的書「野生物在那裡？」〔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可為此例說明）這些內化的野獸和怪物，和嬰兒的貪婪與害怕混合在一起，成為超我，即會咬會吞的內化客體。
當然，超我並非精確地可代表真實的父母，而是嬰兒從它們自身的感受和幻想所修正與改變過然後放到自身裡面的幻想的父母影像所建構而成的（Klein，1933/1975c）。事實上，會使早期的超我變得那麼嚴厲是因為孩童本身的感受以及那食人肉的、虐待性的衝動所致（Klein，1927/1975b）。孩童在經驗這些相互影響的客體或父母，其方式是具體的，就好像內在有個活生生的會傷人的和迫害人的人物（Klein，1946/1975f）。當然，如果孩童內在所經驗的世界是人們彼此和平相處，那麼就會有更多的內在和諧與整合。那麼在自我與超我間也就會較少衝突，而不會是對某一會吞噬人的內在迫害者的恐怖。
克萊茵根據她對超我的嚴厲性以及它那麼早即出現的觀點（這是和當時通行的弗洛依德學派觀點相反）來建造她的孩童遊戲治療。遊戲治療喚起孩童把它們內在影像世界及內射等投射到玩具、洋娃娃及治療師身上。克在和一位年僅33個月大的幼嬰－莉塔進行治療時即面臨到一個嚴厲的、冷酷無情的超我。該超我的結構通常是由殘酷的、負面的且會製造焦慮的人物所顯示出來（Klein，1929/1975j）。在遊戲治療中，莉塔扮演一位嚴格且動輒得咎的母親，她對待小孩－由一個洋娃娃或克萊茵本人所代表－非常殘酷。從莉塔的情感矛盾現象，她對被懲罰的極端需要以及她充滿內心的愧疚感與夜間驚恐症等，克氏下結論認為超我的產生比弗洛依德所曾假設的年紀要早得多久（Klein，1928/1975d，1946/1975f）。
克萊茵在結構的觀點上和弗洛依德與費爾邦不同。弗氏把本能能量和結構要素分開來看，但克氏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開的（Grotstein，1981a，p.389），而費爾邦也一樣。對克萊茵而言，驅力是（屬於）關係性的；她視幻想為再現本能，而該幻想則是力求和客體做接觸。人格基本上是包括和這些內在客體種種關係的幻想。其結果是自我和本我間的區別模糊不清，傾向看待兩者均為同一心理代理機構的某一面向。弗氏則清楚地區分了自我和本我。對他而言，心理衝突源自本我的本能威脅到自我，而衝突只有一旦本我和自我分化清楚時才能發生。（這大約是在二到三歲左右，接近伊底帕斯期的開頭。）由於克萊茵比較不把重點認為本我是一個結構而比較認為幻想似乎可合併本我和自我成為同一心理代理機構的面向，這使得她下結論認為衝突在最早某個可能的發展階段是可能產生的（Grotstein，1982a，p.488）。克萊茵提出一個功能性的自我，在生命的一開始就有其防衛機制，而這一點意味著嬰兒在那個階段中具有比弗洛依德所描述的更為高級層次的心理組織。
克萊茵和費爾邦都一致認為他們把本能能量與結構之間的區別模糊掉，結果視人格為內在客體的經驗與幻想之最高集結點。克萊茵和費爾邦不同的地方是她認為好乳房和壞乳房都是內射的；費爾邦則認為不需要去內化好乳房，只需要去內化壞乳房。他的推理是內射過程是一種帶防衛性的，而只有威脅性的壞客體需要加以防衛，好客體是不需要的，它可被允許繼續留在外在現實裡。
但克萊茵相信好的、內化的乳房，作為生命的資源，是自我一個很具生命力的部分。克萊茵主張嬰兒會內化好的乳房作為一種在自體裡面獲取及保有那可給予保護及給予生氣的強有力的好或理想客體。對這份理想化客體的內在保存是必要的且是對同樣存在於嬰兒身上的死亡本能的一種重要保護。這些形成超我的內在客體在自體的經驗裡是比那些形成自我的更具有一較可分離且異化的特性。
弗洛依德以肉體上本身所外顯的本能能量來理解發展，諸如在所謂的口
欲或肛門期。克萊茵（1946/1975f，1952/1975h）則以關係來看發展。利用“位置”（position）這一詞，她用來描述孩童在經驗和關聯內化與外在客體兩者的各種不同方式。這兩種位置意味在孩童生命的頭一年特定群的心理機制的出現與再出現，即與客體關聯的方式及具特色的焦慮和防衛（Klein，1932/1975k，p.xiii；1935/1975a）。例如：嬰兒在頭四到五個月大時，其自我基本上是和部分客體相關聯，然後慢慢擴大到整個客體。此一從部分客體移到整個客體代表著從一個位置移到下一個位置。
第一個是“偏執－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position）
，此名稱意指此階段具特色的機制。在這些生命最早的歲月中，從幾乎是呱呱墜地開始到四個月大，嬰兒的焦慮都是為了要保有他或她的自我所特有的一種偏執形式。自我害怕它會被毀滅；此時破壞性的衝動以及被迫害與虐待性的焦慮主宰一切。對挫敗的耐受性很低，而情緒的反應卻極端的好與壞。為了保有所需客體的好，嬰兒藉由投射它本身的恨與恐怖來驅除掉壞。因此，嬰兒看待世界就如同它般是具有相同的破壞性與全能性的特質，有點像卡夫卡所描述的世界，有著模糊又有權能的敵人“就在那裡”（“out
there”）威脅著無助的自體會（Dicks，1972，p.26）。分裂或裂開的機制是常見的，它的目標是要滅絕掉迫害者，包括內在與外在。
在此位置期間，需求與挫敗是它們的最自然粗糙層次，而嬰兒以暴力幻想來對抗客體，即母親的乳房。嬰兒既無法區分內外在客體，也無法分辨挫敗的來源。這裡有口欲的、尿道及肛門的幻想和欲望。在和母親乳房建立關係時，嬰兒幻想著攻擊，要吮乾並掠奪母親肉體內的好東西。在肛門和尿道衝動中有著代表要排除掉危險物質及有害排泄物的幻想形式。
第二個發展階段是“抑鬱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
，指的是在此階段中所經驗到的主要感受。這大約在五個月大時開始，當嬰兒的能力增加到可以和完全客體或整個客體相關聯時。嬰兒在整合上有了進展而且對世界抱著更符合現實的姿態。嬰兒愈來愈體認到愛的客體（love
object）是在自體之外的。它的職責是在自我核心中建立起一個好的、安全的整個內在客體。當嬰兒正害怕其於偏執－分裂位置期間本身的破壞性時，他或她現在所擔心的是好客體要面臨危險。
在抑鬱位置期間，發展中的自我對於他或她所關聯的整個客體有著更為複雜的、情感矛盾的感受與抑鬱焦慮。嬰兒對於先前對愛的客體所出現的攻擊經驗到愧疚的感覺，而現在則意欲要對先前所攻擊的客體做出修補。嬰兒充滿著欲望要去照顧這個所愛的、需要的客體。對好客體的保存現在等同於嬰兒本身自我的存活。由於愈來愈認同於好客體，自我愈來愈覺察到它本身無能去保護本身對抗那內化的迫害客體而感覺到要佔有好的內化客體所帶來的威脅感。嬰兒由於耽心好客體會死掉或消失掉而使用了否定與全能的躁症機制（manic
defenses）來對抗愧疚、絕望及被消滅掉的感受。
克萊茵把伊底帕斯情結和抑鬱位置連結在一起。在抑鬱位置時害怕失落好客體是大部分痛苦的伊底帕斯衝突來源。當嬰兒掙扎著要統合愛與恨時，伊底帕斯欲望和抑鬱焦慮即糾結一起。性衝動和幻想即浮現出來修補攻擊所造成的結果。
這些發展上的位置是正常的，們無能掌理及修通這些早期階段則會導致各種不同程度的障礙。例如：英國心理學家亨利‧迪克斯（Henry
Dicks）（1972）即把克氏的概念應用到納粹集體屠殺者的定罪上。他和曾經因集中營裡的暴行被定罪的人們會談，發現他們只具有很表淺的社會適應能力，同時在情緒成熟度上也像個嬰兒般。他們的訓練以及他們的帶領者會把這些早期階段的種種潛伏謀殺性及
虐待性的幻想激發出來。這些社會環境及壓力會促使不堪應付的防衛予以解消，把粗魯的衝動行動化出來。這些兇殘的人是在演出他們原始的客體關係，那是對那假設存在或曾被投射形成的“壞客體”（bad
objects）的一種原始的恨。有一位獄卒提到一種被不具愛意、謀殺性圖像的感受所籠罩著，而他好爸爸卻未在場協助他。孩提時期他有一種對父母愛的需求。在他所做出的暴行中，以一種移置的、偏執的方式，（呈現的其實是）一種對具威脅性“壞客體”加以潛抑的謀殺性恨意。
對克萊茵而言，心理危險來自內裡。死亡本能使嬰兒產生內在焦慮和被迫害恐懼（Klein，1952/1975h，p.48）。孩童對不同客體所具有的破壞性感受會激起報復的恐懼。內在實體會對孩童如何感知外在實體的方式加以形塑以致挫敗和不適的感受會變成好似它們是有敵意的、是攻擊的力量。這些早期焦慮影響著之後的客體關係。克萊茵會允許有一點空間給環境所扮演修正性角色以及給環境中的好客體。她大部分的重點是放在本能上且以幻想和內在客體的形式。
治療的職責即減緩某些焦慮同時修正那內化客體及內在迫害者（所有）的嚴厲性。治療的過程就是去分析和詮釋轉移關係。
治療中的“轉移關係”（transference）是過去關係經驗中所涉入的幻想、恐懼與感受之新版詞彙；那是病人把過去某個人物或關係所連繫的感受和幻想應用到治療師身上的一個過程。從生命的最初開始，孩童就有其客體關係，和那些有愛、有恨、有焦慮、有防衛等人物間的關係。由於轉移關係是在這些早期客體關係經驗中開始的，對轉移關係的分析乃能使治療師及病人探索這些依附在他身上的早期關係與種種感受。
當治療過程進到這些各不同關係中所有的幻想與感受之本能基礎且能稱呼時，就會比較少抑鬱性焦慮及迫害性愧疚。早期的各種痛苦的感受型態和模式也會降低。透過對轉移關係的分析並且把最早期客體關係和當前的感受與態度連結起來，就能產生治療上的改變。
治療師可以再現案主從生命最早期階段所出現的種種不同人物，不管那個人是父親或母親，或父母親的某個面向，或甚至是該人超我或本我的某個部分。雖然在嬰兒早期生命中人物相當少，嬰兒仍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客體，因為不同的父母各面向或角色都可在嬰兒內在世界中再現。是這些內在人物或客體，不管是整個或部分，被轉移到治療師身上而需要被加以處理修通的。在這一治療情境中，可能會有一個很快速轉移關係的變化，就看治療中發生些什麼。治療師可能被視為一下子是“敵人”一下子是“協助者”或是一個“壞媽媽”或“好媽媽”；也就是說，是令人挫敗的或是讓人滿足的。
根據克萊茵（1929/1975j）的看法，治療，特別是遊戲治療，會促成孩童早期生命中
所內射的人物及客體的一種重新外在化作用（reexternalization）。它能夠提昇內在世界和內在衝突的外在化作用，把孩童的內在世界移置到外在世界去。例如：克萊茵曾提出一位五歲男孩的個案，他假裝他有一些野獸——如大象、花豹、野狼等來幫助他對抗敵人。在她的分析及治療性詮釋中，克萊茵發現這些動物代表孩童本身虐待性的衝動：大象象徵他要大力踐踏和重重擊地的虐待性衝動，花豹則代表他要去撕咬的欲望，而野狼則是來自他內在的破壞性排泄物及毀滅性特質。男孩會變得很害怕這些暫時馴服的野獸會突然反過來對抗他，亦即他被他自己本身的破壞性與內在迫害者所威脅（Klein，1948/1975g）。治療師可以扮演諸如這些野獸中的某一種，或一位馴獸師或一位神仙娘娘，每一個角色各代表著孩童內裡過去的某些人物或孩童的本我或超我的某些面向。
＃＃個案研究接下來的個案研究說明克萊茵深具特色的臨床取徑與方式，她以其理論概念作基礎來理解個案的情緒問題。
克萊茵相信孩童在遊戲及玩耍中是以象徵方式在表達他或她的幻想與願望。
孩童心理和成年人心理之間的差異在於對遊戲治療的是否容易上手來看其精要之處是如何詮釋藉由遊戲所表達出來的幻想、感受及焦慮或者是有關阻斷孩童遊戲的能力。根據克萊茵的看法，詮釋可釋放孩童花在潛抑原始感受及衝動上的能量。
克萊茵和莉塔一起進行治療工作，那時她33個月大（1932/1975k，1955/1975l）。在她一歲期間，莉塔比較喜歡媽媽，然後開始父親發展出極大的好感並對媽媽產生嫉妒心。例如：當她15個月大時她一再地要求單獨和父親在房內，坐在父親的膝上和父親一起看書。18個月大時，她改變了，再次喜歡起母親來。在這個時候，她開始出現夜驚症並且害怕起動物來。她開始更依附起媽媽來且發展出對父親一種強烈的討厭。當莉塔兩歲大時，弟弟出生，而她開始出現強迫性儀式行為。到3歲的時候，她變得非常矛盾不安，很難處理。她變得強迫性且情緒低落，有時候好好的，有時候沒規沒矩，焦慮不安且在遊戲上變得非常壓抑。此時，她的父母帶她來給克萊茵治療。
克萊茵和她做了八十三次的治療。在初期的治療中，當莉塔單獨和克萊茵在一起時，她顯得焦慮且沉默不語。克氏的治療方式就是立即提出一個詮釋；也就是說，把個案行動的重要含意口語化出來。這樣的一個立即詮釋是和當時通用的精神分析實務方式相違背。例如：克萊茵把此“負向轉移關係”詮釋為莉塔深恐克氏會在和她單獨處於房裡時對她做出些什麼事來。克萊茵進一步把這點和莉塔的夜驚症連結一起成為“當她自己在夜間一個人獨處時，會有位壞女人攻擊她”（1955/1975l，p.124）。
莉塔在遊戲中顯得很壓抑，強迫性地穿脫洋洋娃娃的衣服。克萊茵“終究逐漸理解在她強迫症下的焦慮並且予以詮釋”（1955/1975l，p.124）。因此，莉塔乃各式各樣苦心營造的睡前儀式行為，包括把自己緊緊包裹住的儀式，否則就會耽心老鼠從窗戶跑進來咬她。她會把一隻玩具大象放在娃娃床上以避免娃娃起來進到父母的房間內。克萊茵詮釋該大象是在扮演她那“內化的父母從一開始就讓她感受到禁忌的影響力．．．她曾希望取代母親的位置和父親在一起，掠奪她肚裡的小孩並且重重傷害及去勢她的父母親”的角色（1932/1975k，p.6）。把自己包裹在床上的儀式其意義是在避免她起床並且把對她的父母親的攻擊願望做出來（1932/1975k，p.7）。莉塔預期會因為她願望有一來自父母（即老鼠）的攻擊降臨她身上而被懲罰，而他們會傷害她的生殖器官。在治療中，她玩著遊戲且會去懲罰她的洋娃娃並屈服於“暴怒與恐懼，如此顯示她自己在兩個部分上都在玩——即施以懲罰的權力一方及被懲罰孩童本身的一方”（1932/1975k，p.7）。
克萊茵反映出莉塔的焦慮不僅意指對她真實的父母而且是極為嚴厲的那個內射父母，即超我。她說道伊底帕斯衝突的可以如早的來臨，即“生命第一年的後半年且是和孩童開始建立起它的超我的同一時期”（1932/1975k，p.7）。莉塔在遊戲中的壓抑來自她的愧疚感，根據克萊茵的說法和她的洋娃娃遊玩即等於象徵性地在和她的弟弟處理一樣，那個弟弟是她曾想要從母親懷孕時“偷”走的人。禁忌並非來自真實的母親，而是來自內射的母親，它是以比真實的母親從未有過的方式來更為嚴重且殘酷地對待她的人（1932/1975k，p.6）。
克萊茵的治療工作是建基在弗洛依德上且超越弗洛依德。
她的工作對客體關係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做出非常實質且重要的貢獻。她使用弗氏的用詞與概念，諸如本能、結構與客體，但她進一步擴展它們的意義，雖然有時令人困惑但仍具有重大意義。
克萊茵保留了弗洛依德對本能的重點強調，但她了解本能實是內在地和客體連結以使驅力是屬關係性的。從生命一開始，衝動即在客體關係的脈絡背景下產生出來賓（Grotstein，1981a，p.380）而且是以客體為導向的。嬰兒尋求的是滋養和乳房，而不只是能量釋放水（discharge）。這一同時強調本能驅力與客體關係是和弗洛依德的論點有著非常重大的不同，後者基本上視驅力為不具客體的（objectless）。
克萊茵並沒有如弗洛依德段在本我與自我或能量與結構間做出明顯區別。她把幻想用來作為本能而和弗洛依德視幻想為本能的轉化是不同的。這一區分上的模糊不清正意味費爾邦在之後所欲清楚明示的——亦即本我與自我是同一心理代理機構的不同面向而非不同的各別結構。本我是自體力求和世界作滋養性的接觸的一個嬰兒幼稚面向（Grotstein，1981a，p.388；1982b）。克氏對早期心理生命的理解把心靈內在的發展向後推到一個比弗氏所相信更早的時間點上。她假設時自我的存在且帶著非常早期伊底帕斯衝突而導致超我的形成。
克萊茵有著許多關於孩童令人神奇且驚恐的心理世界要教導世人。
她對孩童的客體關係之內在世界的理解是她最主要的重大成就
。她對早期心理機制的洞識鼓舞了心理分析研究從三人伊底帕斯關係擴展到更早期的兩人母子或母女關係。她採用心理分析概念到遊戲治療，但她的某些治療技巧則除外，諸如早期詮釋、激醒性的不一致（aroused
disagreement）（Kernberg，1980，p.48）。她關於發展的概念，雖有批評（Brody，1982；Jacobson，1964，p.106；Kernberg，1980），卻帶給後人關於嚴重障礙及關係衝突方面的洞識。她發展出內在客體（部分及整個客體）的用詞以及她的治療工作替不列顛客體關係學派（British
School of Object Relations）奠下了良好根基。（本章完）
